第555章 安康血案：1996年连环杀人魔落网记（2/2）

离尸体几米远的墓碑上，有人用尖刀刻了行字：“杀尽负情人，下一个是公安局长或某某某一家人，请破案！”字迹歪歪扭扭，“是”字写成了“市”，一看文化程度不高。

“这是挑衅！”李建军盯着那行字，眼睛里冒火，“他在跟我们叫板！”

受害者的身份证还在，她叫余秀莲，22岁，安康市恒口区运溪乡农民。警方找到她婆家时，婆婆刘翠花红着眼圈说：

“3月5日上午她走的，说不想跟我儿子过了。我儿子去珠海打工一年多没回，她怀着孕，心里委屈……”余秀莲走时只带了10元钱，说要去石家庄找表姐。

“10元钱，图财？”王磊攥着余秀莲的身份证，照片上的姑娘笑得腼腆，“劫色？街上那么多年轻姑娘，为啥选个孕妇？”

转机出在两个目击者身上。

火车站小卖部的王桂兰回忆，3月2日晚上，严志光曾在她这儿买过一包“金丝猴”烟，“后来有个穿浅蓝夹克的矮个小伙跟他说话，小伙20多岁，1米6左右，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神阴沉沉的，之前来买过几次方便面。”

铁路道口的张建军也想起来了，3月5日深夜1点多，他看到余秀莲跟着个矮个小伙过道口，“那姑娘挺着肚子，走得慢，小伙在前面催，还回头瞪她。我当时就觉得怪，这么晚了，一个孕妇跟陌生男人去坟地那边，哪能安全？”

根据两人的描述，画像师画出了模拟画像。虽然线条潦草，但“短发、矮个、浅蓝夹克”三个特征，成了警方追查的唯一线索。

疯狂流窜：十堰与汉中的交叉犯案

3月10日，专案组的电话突然响了——襄樊铁路公安处来电，十堰火车站外发现一具男尸，死者60岁，河南人左瑞学，被人用杀猪刀捅死，现场留着带血的刀。

“目击者说，带左瑞学走的是个矮个小伙，穿浅蓝夹克，跟你们的画像一模一样！”电话里的声音急促。

警方赶到十堰时，杀猪刀上的指纹已经提取——不是余延军的，但目击者的描述太像了：1米6左右，短发，说话声音哑。“他在流窜作案！”李建军盯着地图，“安康、十堰……他在沿着铁路线杀！”

可没等十堰的调查展开，3月12日晚上，汉中火车站外又传来噩耗：一对夫妻死在小道旁，丈夫50多岁，妻子40多岁，都是头部被锤子砸死，身上的车票显示他们要去四川。

“目击者看到个矮个小伙跟他们搭话，说能帮他们找便宜旅店，把人骗到小道里……”汉中警方的声音带着疲惫。

短短两周，6条人命，平均两天杀一个。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李学安亲自下指令：“限期侦破！绝不能让他再害人！”

3月7日，副局长童少录带着刑侦专家赶到安康；3月8日，13名干警从外地调回，加上本地侦查员，71人的专案组正式成立。

侦查员分成几路：一路沿铁路线查余延军的落脚点；一路在安康火车站周边的旅店、饭馆走访；还有一路拿着画像，在安康4个区18个乡、108个村挨家挨户问——他们走了2万多公里，问了户村民、5.1万职工家属，却没找到一点线索。

“他到底是哪的人？”王磊坐在值班室里，面前堆着厚厚的笔录，“安康、十堰、汉中……他怎么这么熟铁路线？”

李建军盯着地图，突然指着一个点：“旬阳县！安康到十堰、汉中都要经过旬阳，他说不定是旬阳人！”

可旬阳县在秦巴山区里，村子散得像星星，要找一个矮个小伙，无异于大海捞针。

审讯室里的恶魔：“我就是想杀人”

3月16日的抓捕后，余延军被押进审讯室。起初他嘴硬，只说自己是旬阳县人，别的什么都不说。直到警方把余秀莲的头发、墓碑上的字迹鉴定报告放在他面前，他的肩膀才垮下来。

“杨兴富是我杀的。”余延军的声音平静得像说别人的事，“2月27日晚上，我在安康火车站看到他，他说没赶上184次列车，跟同伴李建国（原李发全化名）走散了，想找小旅店住。

我就骗他，说我哥是货车押运员，能让他免票上车，只要给两包烟钱。”

“他信了？”审讯员追问。

“怎么不信？”余延军冷笑，“一个农村老头，老实得很。我把他带到西北侧护坡，趁他回头看火车，一锤子砸在他头上。

他喊救命，我就接着砸，砸了11下，直到他不动。从他身上搜出370元，还把他的上衣脱了穿——那天晚上冷。”

“你为什么咬他的头？”

余延军的眼神暗了暗：“坐牢时听人说，人血补身体。我试了一口，太腥，差点吐出来。”

“严志光呢？”

“3月2日晚上，我在小卖部看到他买烟，说要去安阳看儿子。我骗他说能帮他上车，他给我20元。带到一号道岔护坡，从后面一锤子砸死，搜了140多块。”

余延军顿了顿，嘴角撇了下，“你们说他衣服里藏了1200元？我没找，杀人就是为了发泄，钱只是顺带拿的。”

问到余秀莲时，余延军的眼神突然变得狠戾：“3月5日晚上，我本来想杀个警察，跟了半条街，那警察1米8多，我打不过，就回来了。看到余秀莲在广场上哭，说她男人不回家，要去石家庄。我就骗她，说我哥在铁路上工作，能帮她免费上车。”

“她跟你走了？”

“走了。过道口时，那老头（张建军）盯着我们看，我当时想放她走，可又想起我前女友——我坐牢时，她把我孩子打了，跟别人跑了。余秀莲怀着孕还想跑，跟她一样，都该死！”

余延军说，他把余秀莲带到坟地，让她脱衣服，她不肯，还抓他的脸。“我用锤子砸她胸口，听到骨头断的声音，她倒在地上问‘你为啥’，我说‘不为啥，就要你命’。她昏过去后，我强奸了她，又砸死她，割了她的喉，在肚子上刻‘仇’字——解气。”

他还承认，在旬阳杀过3人：1995年9月，偷银元时被个老头发现，用铁棍砸死；11月，看到两个甘肃妇女像前女友，骗到河边捅死；12月，在襄渝铁路小站用钢轨夹板砸死个河南妇女。加上安康、十堰、汉中的案子，八个月里，他杀了12人。

“你为什么要杀人？”审讯员最后问。

余延军抬头，眼神麻木：“出狱后啥都没有，活着没意思。不想再坐牢，就想杀到你们抓住我，求个枪毙。”

尾声：正义与警示

1996年6月，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余延军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他没有上诉。

8月，刑场的枪声在安康郊外响起。那时，安康火车站的护坡上，新的野草已经长出来，盖住了曾经的血迹。

警方在车站加了巡逻队，联防队员24小时值守，模拟画像贴在每个显眼的地方——那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警示。

多年后，李建军退休时，抽屉里还放着那张模拟画像，旁边是12名受害者的资料。他总说：“没有人生来是恶魔，但丢了人性，就比野兽还可怕。这案子提醒我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1996年的安康，没有监控，没有实名车票，办案全靠脚底板和目击者的记忆。可就是凭着这份执着，警方最终抓住了恶魔，让那些逝去的生命，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