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5章 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1/2）

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转变，大明在历史上确曾真实经历过。

朱允炆即位后，彻底背离洪武时期武治天下、重用武将的既定国策，一心推崇儒家仁政，将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等文人士大夫奉为心腹，委以军政大权，朝堂核心决策层几乎被文人包揽。

他不仅大幅提升文臣地位与话语权，还对武勋将领处处掣肘——剥夺开国武将的兵权，将军队指挥权交给缺乏实战经验的文臣，甚至让文臣凌驾于武将之上，致使建文一朝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黄金盛世，其重文抑武的倾向，几乎快要赶上以文驭武的前宋朝廷。

而这样的用人策略，直接埋下了败亡的隐患。

这些文人士大夫虽饱读诗书、擅长经义辩论，却对军事战略、战场战术一知半解，满脑子都是纸上谈兵的理想主义构想。

黄子澄力主削藩却缺乏周密部署，齐泰制定军事计划脱离实际，方孝孺专注于礼乐教化而无视战场形势，建文帝对这些文人的建议言听计从，完全忽视了武将的实战经验与合理诉求。

在与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中，文臣主导的战略频频失误：错用李景隆等庸碌之辈统率大军，多次错失歼灭燕军的良机；前线武将的作战指挥被远程遥控，稍有不从便遭弹劾问责，根本无法灵活应对战场变化。

最终，建文帝因过度重用文人导致战略全盘失败，燕军一路南下直取应天，他本人兵败失踪，大好河山白白葬送，刚建立不久的建文政权也随之覆灭。

朱棣即位后，彻底扭转建文朝重文轻武的倾向，重拾洪武朝武治天下的核心思路，坚定不移地推行重武轻文国策。

他本身身为战功赫赫的藩王，深知武力对王朝稳固的重要性，在位二十二年间，先后发动五次北伐，亲率大军深入漠北，重创残元势力，彻底肃清北方边患；同时积极开拓疆土，派郑和七下西洋，扬大明国威于海外，朝堂之上武勋将领地位尊崇，军事行动成为国家政务的核心，文臣仅负责辅助治理内政，话语权远逊于武臣。

然而朱棣之后，仁宣二帝出于国情现实选择，再次转向重文轻武。

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连年征战，国家虽疆域辽阔、国威远播，但也耗费了巨额人力物力，国库空虚，百姓急需休养生息。

仁宣二帝顺应时势，推行“与民更始”的仁政，全面收缩战略防线——放弃漠北一些偏远卫所，停止大规模北伐与远洋航行，削减军费开支，将治国重心从开疆拓土转向内政治理。

与此同时，大力提升文臣地位，重用“三杨”等文臣集团，让其主导朝政决策，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扩大文人参政规模，武勋将领的权力被逐步限制，军队建设趋于松弛，文治成为朝堂主流，形成了“仁宣之治”的承平局面，但也为后世明朝武备废弛、边患再起埋下了伏笔。

再往后面，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等宦官怂恿下，不顾群臣反对，贸然亲征瓦剌，酿成“土木堡之变”这一千古惨剧。

身为“大明战神”的朱祁镇，毫无军事才能却刚愎自用，指挥混乱、决策频频失误，致使明朝数十万精锐之师（包括京营主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随军出征的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顶级武将勋贵，以及众多中下级将领死伤殆尽，武将勋贵集团遭遇毁灭性打击，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再也无力与文臣集团抗衡。

文臣缙绅集团趁机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以**为首的文臣在京师保卫战中挺身而出，稳定政局后，逐步将京营兵权牢牢掌控在手中，通过改革军制、安插亲信等方式，彻底架空武将的军事指挥权。

至此以后，原本掌管全国军事的五军都督府名存实亡，沦为无实际兵权的摆设机构；武将勋贵失去了军队这一核心基本盘，地位一落千丈，不仅在朝堂决策中丧失话语权，还需处处受制于文臣，甚至要向文臣俯首称臣，彻底走向没落。

大明朝堂延续百年的文武制衡格局被彻底打破，形成文臣集团独霸朝堂的局面，文武彻底失衡，这也成为明朝中后期武备废弛、边患屡起、国力衰退的重要根源。

到了大明中后期，朝堂格局与重文抑武的前宋王朝已然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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