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中国高等教育在改开初期复苏的一个（2/2）

还有你那清冽似的模样。”

当然没忘了加上作者许成军几个大字。

两首朦胧诗，彻彻底底明明白白的朦胧。

又没有朦胧的极致抽象。

他不想沾一点《今天》的边。

但是扔两首诗，仁至义尽，

之前他在《诗刊》的诗被人抨击时，北岛有过仗义发声。

但是《今天》实在.

以后得诗依旧给《诗刊》。

第一首纯粹是他随笔。

朦胧诗习作，没什么好说的。

至于第二首《致旧时光里的你》：

那天，许成军刚从图书馆三楼社科区出来。

风一吹，梧桐叶打着旋落在肩头，带着点晒透的暖香，像极了他穿越前某个大学午后的味道。

他顺着林荫道慢慢走，身后传来两个女生的笑语——

不是苏曼舒的软语，也不是许晓梅的娇憨，是带着点青涩的、没被生活磨过的轻快，像颗小石子，“咚”地砸进他心里。

他下意识回头，只看见两个扎着羊角辫的女生抱着书本跑过，恍惚间竟和前世大学图书馆前撞见的那个姑娘重迭了。

那时他还是个刚入文学系的毛头小子，在教学楼拐角撞翻了人家的笔记本，散落的稿纸上满是娟秀的字，姑娘没生气，只笑着说“没关系”，声音清冽得像盛夏骤雨过后的风。

后来他总在图书馆、食堂撞见她，却始终没敢要联系方式，直到毕业那天，在人海里看她跟着家人走了，像一颗流星划过夜幕，亮过，就没了踪迹。

许成军停下脚步，靠在梧桐树干上，摸出兜里那个苏曼舒送的小笔记本——扉页的兰草还鲜活着，他却在空白页上顿住了笔尖。

这半年来他写了太多东西：《试衣镜》里的春兰、《红绸》里的黄思源、《希望的信匣子》里的辛希望，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却很少敢碰自己心底那点软处。

穿越后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在许家屯插队时的挣扎、写出《向光而行》时的忐忑、考上复旦研究生的雀跃、面对文坛争议时的硬气……

看似一路向前，风光无限。

但是他的日常也有压力：改《红绸》时怕辜负大哥和黄思源的故事，写学术论文时怕跟不上朱老和章师兄的期待，连和苏曼舒相处时，都偶尔会想“自己配得上这样好的姑娘吗”。

更别说那些藏在暗处的欲望：想让作品被更多人看见，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想在这个时代留下点真正的东西。

这些欲望像个漩涡，有时候也会把他卷得喘不过气。

可刚才那阵笑语，突然让他想起了旧时光里的“她”——

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是那个没被焦虑和欲望裹挟的瞬间：人海拐角的一次撞见，没有功利，没有顾虑，只因为对方的一个笑、一句话，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

就像诗里写的，“有如流星划破的夜幕，有如盛夏骤雨的清冽”，那样的纯粹，后来他再也没遇到过。

他为什么要写《致旧时光里的你》

不是为了怀念某个早已记不清模样的姑娘，是为了抓住那些快要被生活冲刷掉的闪光瞬间。

这些年春秋溜走得太快，他淡忘了“她”笑语的温度，忘了“她”清冽的模样，可每次独处时，心底还是会漾起那点轻快。

成年人的人生大抵都是这样吧

我们总在被生活的浪潮推着走，把过往的印记冲得七零八落。

我们会忘记某个人的脸，忘记某句话的语气，却忘不了那些瞬间带来的悸动。

旧时光里的“你”，其实是我们自己曾经的样子。

纯粹、热烈，敢为一点小事开心半天，敢为一个瞬间记挂很久。

许成军低头，笔尖终于落在纸上，顺着刚才的思绪往下写：“可我知道，那些闪光从未消散，它们藏在我胸腔的左边，在焦虑堆迭时跳一下，在欲望喧嚣时亮一下，提醒我——就算走了很远的路，也别忘了曾经为了什么出发。”

风又吹过，梧桐叶落在笔记本上，盖住了刚写的句子。

他抬头看见苏曼舒提着保温桶走过来，月白衬衫在秋日里格外干净，远远地就朝他笑：“猜你又在这儿发呆，给你带了红薯粥。”

许成军合上笔记本，迎上去接过保温桶。

他笑了，原来旧时光里的闪光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个人，换了种方式，继续陪在他身边。

成年人的世界里，旧时光不是用来沉溺的，是用来慰藉的。

那些淡忘了的细节，那些记不清的模样，其实都变成了心底的底气，让我们在焦虑的日常里，还能守住一点纯粹，在欲望的漩涡里，还能记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

1979年的初秋，改开后的第一届新生刚结束队列训练，日子便像邯郸路上的秋风般倏然掠过，一周时光竟在晨读的书声与课后的讨论中悄悄滑走。

彼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正从十余年的沉寂里慢慢苏醒：图书馆的木门不再紧锁，泛黄的古籍被小心地从书库取出；教务处贴在公告栏的课程表还带着油墨的清香，每一行字迹都透着“秩序正在重建”。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而最让中文系新生们心潮澎湃的，是那一周里触碰到的、属于“大师”的学术世界。

本科课程的第一周，许成军几乎场场不落。

基础课的严谨自不必说，真正让他心头震颤的，是诸位先生开设的专业课。

观点未必全然正确。

但是内容、视角、范围、讲解方式却让你震撼。

这年代的教授们就一缸水、一本书、一支粉笔，深入浅出，讲解自己的观点。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场穿越古今、贯通中西的学术盛宴。

蒋孔阳先生的《美学与人生》《文学概论》，是每周最让学生期待的课。

先生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攥着本翘脚的讲义，走上讲台时没有多余的寒暄，一开口便将“美”从抽象的概念拉进现实。

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锚点，先从容道来康德《判断力批判》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转而便翻到鲁迅《祝福》的原文，指着“祥林嫂”三个字说：“这便是‘典型人物’的生命力——她不是某个具体的妇人，却是旧中国千万底层女性的灵魂缩影。”

讲到动情处，先生会停下笔，目光扫过台下睁大眼睛的学生，慢悠悠补充：“美学不是空中楼阁，是要和人生贴在一起的；文学也不是文字游戏，是要照见人的灵魂的。”

有学生追着问：“康德与鲁迅的美学观是否有冲突”。

先生不慌不忙，从《朝夕拾》的温情讲到《野草》的冷峻，再回扣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层层剖析间，连窗外的阳光都似放慢了脚步，满教室只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陈允吉先生的《文献学入门》则是另一番气象。

先生专攻古典文献，身上带着老派学者的严谨，讲课从不含糊。

他总提着一个旧布包走进教室，里面装着1979年刚出版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还有几本线装的古籍珍本。

讲“校勘学”时，他会把不同版本的《论语》摊在讲台上，指着“学而时习之”的“习”字，一一指出宋刻本、明抄本的异文：“你们看，这个‘习’字，有的版本作‘温习’，有的作‘实习’，校勘的功夫，就是要从这些细微处辨真伪、探本源。”

讲到“目录学”，他又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从“经史子集”的分类逻辑讲到文献流传的脉络，连每个知识点的出处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有新生觉得文献学“枯燥”，先生便笑着递过一本清代的刻本：“你摸摸这纸，闻闻这墨香。每一本古籍里都藏着前人的学问，文献学不是死的学问，是帮我们打开这些‘学问匣子’的钥匙啊。”

陈思和先生代授贾植芳先生的《写作基础》，则满是“温度”。

那时没有正式教材，先生便亲手油印了《写作讲义》，每页纸都带着新鲜的油墨味，字迹虽偶有模糊，却一笔一画透着认真。

课程的核心是“真实情感”，先生总说：“写作不是堆砌辞藻，是把心里的话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他会给学生读巴金《随想录》里的片段——读至回忆故友萧珊的字句时，先生的声音有些发颤，台下的学生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课后的仿写练习里，有学生刻意用华丽的比喻，先生便在稿纸上批注：“巴金先生写‘我想念她’，四个字比千言万语都重。真实的情感，从来不需要修饰。”

讲师们也知道大一新生里混了个许成军，每每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叫一遍许成军。

彼时他混在大一新生里，却早已因“大战五大金刚”的故事在中文系讲师圈里传开。

因此每每课上有疑难问题，总习惯性地先叫一声“许成军”——像是故意“考较”，又藏着几分“期待”。

而许成军从无刻意的特殊表现。

每次被点名，他都只是站起身，语调平和地阐述观点，可那些观点，往往是“架空了四十余年”的新鲜视角。

或许是建国前便被埋没的学术假说，或许是结合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阐释，又或许是对某个经典文本的全新解读。

一次蒋孔阳先生问他“如何理解‘典型人物’的时代性”，他便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例，既分析了曹雪芹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又联系了“人的觉醒”这一永恒命题，甚至引用了当时国内尚少有人提及的存在主义观点。

话音落下，教室里静了片刻，蒋孔阳先生扶了扶眼镜，缓缓点头：“这个角度，我此前也未深思。思路惊奇，语出惊人，更难得的是基础扎实，后生可畏啊。”

一周的时光虽短，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复旦中文系学子的心湖，漾开久久不散的涟漪。

朱冬润先生的古典文学课，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课，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课

这些先生们，有的深耕美学，有的专攻文献，有的专注语言，却共同构建起“文史哲贯通”的教学范式.

文献学为文学研究打下根基，美学为文本解读打开视野，语言学为表达提供精准的工具，而写作课则让“学问”落地为“真情”。

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学术品格的塑造。

先生们用自己的广博与精深，告诉学生“做学问要沉下心”，也鼓励他们“要敢想、敢说、敢质疑”。

那一周，是1979年复旦中文系的开学首周，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改开初期复苏的一个缩影。

教授们重新站上讲台，眼里是对学术的热忱。

学生们捧着笔记本，脸上是对知识的渴望。

教室里的讨论声、图书馆里的翻书声，交织成一个时代“向学”的序曲。

而许成军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一步步走向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