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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005（2/2）

听者将要克服的外部障碍与诙谐创造者的内部抑制相对应，而且诙谐的创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碍的期望。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分明还存在着在倾向性诙谐中已经被克服了的内部障碍。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可以假定，诙谐不仅使听者能通过侮辱而欣赏攻击性的乐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产生诙谐。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并防止冲动的结果进入意识。我们将会知道，倾向性的诙谐甚至能够把快乐从那些已经遭受过压抑的来源中解放出来。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对外部障碍的克服追溯到内部抑制和压抑的克服上，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比诙谐的其他任何发展阶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诙谐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去除抑制将快乐解放出来。

诙谐要么通过为被压制的冲动提供帮助而加强它所服务的目的，要么全身心地为这些被压抑的目的服务。

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的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倾向性诙谐是以什么方法运用这些成就的。它们的力量在于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了的胡说的那些来源中获得大量快乐；但如果我们想要根据那些从没有倾向性的俏皮话中获得的印象来判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我们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力量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释放问题。现在我并不打算讲我在理解这个情形时所走过的漫长的弯路，相反，我将尽力对这一情形作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希纳（1887，第1卷，第5章）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美学增强的原则”。他是这样说的：“那些单个的见效甚微的快乐的决定因素，在彼此间不发生抵触的合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快乐结果，比这些决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快乐价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说其效果比各个效果的总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确，只要这些决定因素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效果，并能越过快乐的阈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单个决定因素由于力不从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必须在产生快乐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出处同上，第51页，斜体字是费希纳的原话。）

我认为，诙谐的主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验证这条在其他许多美学结构中可以说明此原则正确性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从诙谐那里学到了一些至少已经很接近这条原则的东西，即在好几个产生乐趣因素的合作中，我们根本无法给每个因素分派实际上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见第94页］。然而，我们可以改变在这条“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同时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则可以提出许多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快乐的决定因素与不愉快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通常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该结果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呢？

在这些可能性中，倾向性诙谐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来。假使不限制其活动，它肯定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的冲动，它总在竭力反对——抑制或压制着乐趣的产生。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种起压制作用的冲动流必须比被压制的冲动流稍强一些，但被压制的冲动流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遭到任何破坏。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出现了另一种通过同一过程但从其他的根源中把快乐释放出来的冲动，其意义与被压制的冲动极为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比起这个纲要性的讨论，下述实例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假设，这里有一种想侮辱某个人的冲动；但它却遭到了礼貌或审美文化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这种侮辱无法产生，譬如，如果由于情感状态抑或情绪的某种改变，侮辱能够脱口而出，那么，这种由侮辱性目的而引起的突破就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于是，这种侮辱就等于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假定这里还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能从为了侮辱而使用的语言和思想材料中产生出很好的诙谐——亦即快乐可以从未受到同一压制的阻碍的其他根源中解放出来。但是，快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此刻仍不会出现，除非这种侮辱得到允许可以产生；一旦这种侮辱得以产生，它就与快乐的重新释放融为一体了。倾向性诙谐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情况下，被压抑的目的在诙谐乐趣的帮助下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抑制，否则这种抑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之所以会有侮辱，是因为只有这样，诙谐才能产生。但如此得到的乐趣并不单单是由诙谐所产生的：这种乐趣无比强大。实际上，它比由诙谐引起的快乐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迄今为止被压制着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冲破了一切禁忌，或许丝毫未损。正是在此情况下，倾向性诙谐最能使人们捧腹大笑[147]。

研究人们发笑的种种决定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诙谐以及受压制时所发生的情况。［参见第145页以下］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倾向性诙谐是这种“辅助原则”的一种特例，产生乐趣的某种可能性总是在另一种乐趣的可能性受到妨碍时意外产生的，以致它使后者本身不能单独产生任何乐趣，其结果是这种乐趣的产生比意外产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说，它的作用犹如一种“激励的额外津贴”（tivebon），用少量乐趣的帮助，即可得到大量的而且是几乎不能企及的乐趣。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与适用于心理生活中许多大相径庭的活动领域中的那种安排相关联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有助于释放大量快乐的快乐称为“前期快乐”（fore-pleasure），也可以把这种原则称为“前期快乐原则”（fore-pleasureprciple）。[148]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倾向性诙谐的操作方式的公式了。它们尽力为倾向性诙谐的目的服务，以便通过使用诙谐中获得的快乐作为一个前期快乐，通过解除压制和压抑从而产生新的快乐。倘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诙谐自始至终保持着其基本性质。它以游戏为开端，目的是从语词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乐趣。一旦理智的增强（thestrengthengofreasong）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荒谬的思想游戏，它马上就变成了俏皮话，以便它能够保留这些快乐资源，同时也便于自己能够从胡说的解放中得到新的快乐。同时，从诙谐本身来讲，它仍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诙谐，它帮助那些思想并加强它们的力量以反对批评判断的指责。

此时“混合着各种快乐根源的原理”仍是一个对诙谐有用的过程。最后它又帮助那些正在与压制作斗争的主要目的，以便通过“前期快乐原则”[149]来解除其内在抑制。理智、批评性判断和压制——这些都是该诙谐接连不断要反对的力量；而且它还坚定不移地坚持原来的那些言语快乐的资源，并从俏皮话阶段开始，通过解除压制来给自己开辟新的乐趣来源。所以，诙谐所产生的快乐，无论是游戏中的快乐还是解除抑制而产生的快乐，只要这种观点并不与快乐的基本性质相悖，并能证明自己在其他领域里同样富有成效，那么随时都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150]

二、诙谐的动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诙谐

我们现在似乎毫无必要再谈论诙谐的动机了，因为获得快乐这一目的应当被看做是诙谐工作足够的动机。但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问题。

有两个事实特别促使我们这样做。虽然诙谐工作是从心理过程中得到快乐的一种绝妙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能使用这一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诙谐。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制造大量的诙谐；而且他们都以“机智”（Witz）[151]著称。在原来的心理“官能”领域里，“机智”似乎在这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同时它仿佛完全不依赖于诸如智力、想象力和记忆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现。所以，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必须假定有一种特殊的遗传素质或者有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工作的心理的决定因素。

我担心我们不会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间或从理解某一诙谐开始，再成功地发展到了解诙谐创造者内心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诙谐事例，才会使我们窥到它的主观决定因素。我这里指的是海涅的那个曾经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诙谐。

“……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完全把我当同等的人看待——相当地faillionairely。”（《卢卡浴场》）

海涅借一个喜剧性人物赫希·海厄辛斯——汉堡的彩票掮客、爆米花制造商、职业的估价员、贵族克里斯托福瑞·岗普利内（原名岗普尔）男爵的贴身男仆之口说出了这段话。很明显，诗人在创作该诙谐时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让赫希·海厄辛斯大吹牛皮，并且通过他的嘴说出了这些最有趣、最坦率的话；甚至让他展现了桑丘·潘沙[152]的实践哲学。可惜，对戏剧创作毫无兴趣的海涅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讨人喜欢的人物。只在少数章节中，诗人本人才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借赫希·海厄辛斯的嘴讲话。毫无疑问，这个人物只不过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叫原来的名字，而改名为“海厄辛斯”的原因：“因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了一个字母‘H’，所以我无需再另刻一个‘H’字母了。”但是海涅出于同一用词节省的目的，在受洗礼时，[153]把自己的名字“Harry”改成了“Herich”。任何熟悉诗人传记的人都会记得，在汉堡（这个地名再一次使我们把它与赫希·海厄辛斯这个人物联系起来），海涅也有一位名叫赫希·海厄辛斯的叔叔。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对海涅的一生影响很大。如老罗特希尔德非常faillionairely对待赫希的一样，他的这位叔叔也叫萨洛蒙。如果我们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里仅仅是句俏皮话的这句话，认为是他的侄子哈里·海恩里奇说的，那么立即展示出一个极度辛酸的背景。毕竟，他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但是他的表妹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他的叔叔也总是视他为穷亲戚，对他相当地failionairely。他在汉堡的那些有钱的老表们还从未正眼看过他。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嫁进海涅家族的老姑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时，在一次家宴上，她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令人讨厌、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视的人。她自己也觉得毫无理由要对他亲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节，为大家所忽视了的堂兄弟就是诗人海恩里奇·海涅。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涅忍受了阔亲戚们的许多冷遇。

“failionairely”这个诙谐正是从这种主观情绪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人们或许会猜想，在这个伟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诙谐中也有类似的主观决定因素；但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想对这些个人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解释并非易事。的确，大体说来，我们一开始就无意于给每一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们创作的诙谐也很难被我们的考察所触及。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与神经症疾患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没有关系——比如，当我们了解到，利希腾贝格是一个有种种怪癖的严重疑病（hypodriasis）患者时，情况就是如此。

绝大多数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诙谐，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况下流传开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诙谐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如果医生有机会结识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且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诙谐的人之一，那么他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此人是一个分裂人格者（disunitedpersonality），并有神经紊乱的倾向。不过，由于文字证据不足，我们当然要阻止我们确立这个假设，这种精神神经症的素质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的或必要的主观条件。

许多有关犹太人的诙谐更能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一点。恰如我已提到的那样，这些诙谐通常都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而来源不同的许多关于他们的趣闻轶事很少超出滑稽故事或辛辣嘲弄这一水平。决定他们亲自参与诙谐的东西与海涅的“faillionairely”诙谐一例中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其含义似乎在于这个事实：诙谐的创造者发现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抑或攻击，因此，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迂回的途径。

决定或偏爱诙谐工作的其他主观决定因素，则非常明显。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力量往往是显示一个人的聪明，表现自己的一种强烈冲动——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

存在着许多其压制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的某些单个成分可能表现为诙谐建构的动机。所以，一切**诙谐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这些诙谐创造者身上隐匿着一种**癖的倾向；他们的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们，才最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人满足于仅自己讲诙谐。把诙谐讲给他人听的这种冲动与诙谐工作密不可分。实际上，这种冲动非常强烈，以致它常常无视重重疑虑而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当中，虽然也给人带来乐趣，但要求却不是强制的。如果一个人碰巧看到了某个滑稽性的东西，他也可以独自欣赏它，然而，诙谐却必须传达。显然，当一个人想起一个诙谐时，构造诙谐的心理过程似乎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存在着某个东西，它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观念来结束建构该诙谐的这个未知的过程。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这种冲动。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事实的确如此。

但我却不会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以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在喜剧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并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人相对应。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喜剧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喜剧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快乐的兴奋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决定因素。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曾成功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处在一种冷漠的情感状态。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

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个极精彩的**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做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如果听众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而且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只要诙谐操作过程中没有这些障碍，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满足于说更明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往往会问，听者所获得的快乐是否并不比诙谐创造者所获得的快乐更“强烈”，这自然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缺乏测量和比较手段。但我们还发现，通常在第一个人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讲完诙谐之后，听者常用哗然大笑来证明他的快乐。倘若我重复一个我曾听到过的诙谐，要是我不想破坏其效果的话，我就得在行为举止方面跟原来说诙谐话的人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给建构诙谐的心理过程下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和发表过的关于笑的性质的文章都考虑进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李博（Ribot）的一位学生迪加（Dogas）在为其《笑的心理学》（1902，第1页）一书作序时说的一段话，而使我们不敢这样去做。他写道：“Ilpasdefaitpsbapsètudiéquelerire；iln’epasquiaiteuledoerdavantagecuriositéduvulgaireetcelledesphilosophes；iln’epassurlequelonaitreceuillipsd’observatiobatipsdetheories，etavecceiln’epasquideurepsexpiqué.Otentédedireaveclessceptiquesqu’ilfautêtrederireetdenepaschercheràsavoirpourquoionrit，d’autantquepeut-êtreréflexiontuelerire，etqu’ilseraitalorsntradictoirequ’elleendéuvr?tlescaes”。[154]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种与我们的思想路线绝妙一致的笑的机制的观点。我记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他的《笑的生理学》（1860）

一文中曾试图对此观点加以解释。据斯宾塞说，笑是一种心理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运用突然遇到一种障碍的证明。他用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笑。”[155]

从某种极其类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比如，迪加）把笑说成是一种“放松”，即一种紧张感松弛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培因（Ba，1865，第250页）提出的那个准则——“笑是紧张感的一种解除”——比某些权威们的观点更接近于斯宾塞的观点。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斯宾塞的这种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其观点中的某些思想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精神道路的贯注所运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额变得毫无用处，以致于它可以自由地释放时，笑才会出现。我们都知道，做出这种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的面孔”；但为了捍卫自己，我们将冒险引用李普斯的专著《滑稽与幽默》（1898，第71页）中的一句很贴切的话，从该书中我们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许多问题的启示。他说：“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我们深入到心理学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能孤立地处理任何心理学问题。”自从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心理病理学中的事实加以整理时起，就已习惯于使用“心理能量”、“释放”这些术语，以及把心理能量当做一种数量来处理。在《释梦》（1900a）里，我曾试图（和李普斯一样）证实“心理上真正有效的”（reallypsychicallyelective）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而不是意识的内容。[156]只有当我谈到“心理途径的贯注”（“cathexisofpsychicalpaths”）时，我似乎才开始背离李普斯所通常使用的那些类比。我的经验是，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些联想途径进行移置，以及心理过程的种种痕迹不仅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还是持久的，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我可以采用某种类似的方法来描绘那些未知的东西。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现在并不是想公开声明，细胞和神经纤维或者目前已有了自己地位的神经系统就是这些心理途径[157]，即使这些途径可以用至今仍无法说明的某种方式以神经系统的有机元素来表示。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在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允许迄今为止用于贯注的心理能量自由释放的种种条件。但是，由于笑——的确，不是所有的笑，但诙谐的笑却是肯定的——是一种快乐的象征，所以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快乐与先前所存在着的贯注的解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发现诙谐的听者发笑，而诙谐的创造者却不能发笑，这就一定表明，在听者身上，贯注消耗皆已解除和释放；而在诙谐建构过程中，无论是解除还是可能的释放都存在着种种障碍。人们只能通过强调这个事实，即听者只用了极少的消耗就使自己获得了诙谐快乐，才能更恰当地描述听者，亦即诙谐的第三者的心理过程。人们或许会说，该诙谐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他所听到的诙谐的词语必定会使他产生一种想法或一连串的思想，而巨大的内部抑制却反对他建构这种想法或这一连串思想。为了使该想法或思想能够像第一个人身上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他可能已经做过了一番努力；或者说这样做时，他可能已经至少使用了与这种想法的抑制（hibition）、压制（suppression）抑或压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一致的精神消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节省了许多心理消耗。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当说他的快乐与他的节省相称。对笑的机制的深入了解导致我们更想说：由于依靠听觉而提出了那种被禁止的观点，故用于抑制的贯注能量（cathectiergy）现在突然变得多余，并得到了解除，因此，现在它很乐意被笑释放出来。从本质上讲，以上两种论述殊途同归，因为被节省的消耗恰好与现在多余的抑制相对应。但是，后一种论述更富于启发性，因为它准许我们说，诙谐的听者是用通过抑制贯注的解除而变得自由的有限的心理能量来发笑的。我们可以说，他用笑消耗掉了这些心理能量。

假如制造诙谐的那个人不能发笑，正如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就表明，在诙谐创造者身上发生的东西与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东西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要么在于解除抑制贯注，要么在于释放抑制贯注的这种可能性上。但是，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情况的前一种与目前所谈的情况不符。第一个人身上的抑制的能量贯注必须解除，否则，诙谐就不会产生，因为诙谐的形成正是为了克服那种阻力。同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感受到这种诙谐快乐，事实上，我们只能在抑制解除时才能得到这种快乐。此外还有第二种情况，亦即，尽管第一个人感到了快乐，但他还不能发笑，因为释放的可能性被扰乱了。释放可能性的这种阻碍是产生笑的一个必要前提，它能从马上就可以适用于某个其他的内在心理应用的、被释放了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产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这的确是个好现象；而且我们也会马上对它产生兴趣。但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导致同样结果的条件。极有可能的是，尽管解除了的能量贯注抑制，但能够被展现出来的能量还是不能被释放出来。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诙谐工作实际上是以一种必须与某种限量的新的心理消耗相对应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第一个人自己就产生了一种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无疑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在倾向性诙谐中，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快乐，因为诙谐工作本身获得的前期快乐又会进一步解除抑制；但是诙谐工作的消耗却被从来自于抑制的解除所得到的快乐中扣除掉了——这种消耗与诙谐的听者所避免的消耗是一模一样的。我刚才说过的话，可由下述观察事实加以证实：一旦要求第三者把消耗花在与诙谐有联系的智力工作上，那么即使在他身上，该诙谐也会丧失令人发笑的这种作用。诙谐的隐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省略掉的东西也必须很容易就能补上。一旦有意识的智力兴趣苏醒过来，该诙谐的作用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诙谐和谜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总的来看，诙谐工作期间的心理丛（psychisteltion）可能对已获得的能量的自由释放不利。然而，我们现在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更成功地阐明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第三者何以发笑成功，但并不能说明另一个方面——即为什么第一个人不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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