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成长之痛（2/2）

一种难以言状的烦躁和失落感攫住了我。同样是大学毕业生，同样怀揣理想（或许他的理想和我的不同），他已经在南海之滨畅想“香车宝马”，而我还在为一份被阉割的报告能否引起一丝关注而忐忑不安。

这，就是差距吗？这种差距，是因为选择，还是因为出身和背景？

我将那封散发着香水味的信揉成一团，想扔进纸篓，手举到一半，却又停住了。最终，我还是把它展平，塞进了抽屉的最底层。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里难受。

如果说赵瑞龙的来信，像一记闷棍，打在了我对仕途价值的认知上；那么紧接着陈默打来的电话，则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对“成长”的天真幻想。

电话是在晚上打到我们科室的，我因为赶一份材料还没走。

“致远，是我，陈默。”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和沙哑。

“陈默？你怎么了？声音不对啊。”我心头一紧。陈默毕业后分配回了他的老家，一个北方工业城市，进了市纪委。他性格沉稳正直，是我们几个人里最让人放心的。

“我……可能要离开纪委了。”陈默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什么？！”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回事？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离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参与调查一个案子，涉及到市里一个重点国企的老总，证据……很确凿。但是，压力太大了。来自各方面的……说情、暗示，甚至威胁。上面……最终决定，案子暂时搁置，不予立案。”

他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领导找我谈话，说我还年轻，不懂‘大局’，需要‘保护性锻炼’。意思就是，让我自己申请调离纪委，去个……清闲点的部门。”

我握着听筒，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能想象到陈默此刻的痛苦和迷茫。他那样一个信奉规则、追求正义的人，却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被“大局”和“压力”碾碎了信念。

“我……可能要去市志办，或者档案局了。”陈默苦笑了一声，“致远，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当初在学校里，争论的那些理想、那些原则，是不是……太可笑了？在现实面前，它们脆弱得不堪一击。”

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穿了我因为周副秘书长认可而获得的短暂慰藉。赵瑞龙在商海扬帆，嘲讽着体制的“清规戒律”；陈默在纪检战线折戟沉沙，控诉着现实的“大局”和“压力”。

而我呢？我刚刚因为向一位高级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而沾沾自喜，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兼顾理想与现实的道路。可陈默的遭遇，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打醒了。

周副秘书长的认可，或许真诚，但在庞大的、盘根错节的现实面前，它能起到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陈默面对的压力，难道就比清河县的农民负担问题来得小吗？他所遭遇的“搁置”，难道不也是一种更高级、更冰冷的“妥协”吗？

成长的代价，原来不仅仅是学会妥协，更是要眼睁睁看着身边最坚持原则的人，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努力和坚持，在某种强大的惯性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

这种认知带来的痛苦，远比一次简单的妥协，更加深沉，更加刻骨。

“陈默，”我对着话筒，声音干涩，“别这么说……也许，也许只是暂时的……”

我的安慰，苍白得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电话那头，只剩下沉默，以及南方潮湿夜风也吹不散的、来自北方的沉重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