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再见，清河县（2/2）

“有机会一定去。”我敷衍着，准备结束这次通话。

“好好好！那我们随时恭候林干部大驾！”小刘欢天喜地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久久无言。办公室里，老王正对着窗外哼着不成调的小曲，阳光照在布满灰尘的窗框上，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张大河家的困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这固然值得高兴。但这个过程，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运行的某种真实逻辑：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取决于问题本身的大小和紧迫性，而取决于它是否被更高层面的权力所“看见”，以及解决它是否能带来某种“政治收益”。

我那次充满痛苦和负罪感的妥协，那份被阉割的报告，竟然阴差阳错地，以一种我未曾预料的方式，撬动了僵硬的基层官僚体系，让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得到了实惠。

这算是一种讽刺吗？还是一种……扭曲的“成功”？

我走到窗边，望着楼下大院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也和我一样，怀揣过理想，经历过挣扎，最终在这庞大的机器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行事方式。赵瑞龙选择了逃离，去拥抱资本的浪潮；陈默选择了坚守，却头破血流；而我，似乎在不经意间，触摸到了一条更为曲折、也更为现实的路径——借助体系内的规则和力量，去推动一些微小的改变。

这条路，注定充满了更多的妥协、算计和身不由己。它要求我不仅要看到问题，更要看清问题背后的权力脉络和利益格局。它要求我学会“借力”，学会在规则的缝隙中寻找空间。

周副秘书长的认可，清河乡迅速的反应，都在向我暗示，我似乎具备走这条路的某种“潜质”。但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那个在大学里慷慨激昂、书生意气的林致远，会认同这个开始学习计算权力得失的自己吗？

“再见，清河县。”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告别的，不仅仅是那个具体的县城，或许也是那个曾经简单、非黑即白的自己。

成长的痛苦，在于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和自身的局限。而成长的代价，则是要亲手埋葬一部分天真，戴上社会赋予的面具，在理想与现实的泥沼中，蹒跚前行。

我知道，从清河县回来之后，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林致远，已经渐行渐远。而一个更为复杂、更加适应官场生态的林致远，正在痛苦和迷茫中，悄然孕育。

前方的路，迷雾重重。赵瑞龙描绘的商海繁华，陈默遭遇的体制壁垒，周副秘书长暗示的曲折路径，以及清河县这略带讽刺的“成功”，都像一个个岔路口，摆在我的面前。

我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