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电话的过滤（2/2）

这种电话最让人揪心。我知道，按照严格程序，这类具体问题应该通过信访渠道逐级反映。但听着对方无助的声音，我想起了自己调研时见过的那些基层群众的困境，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无法给她任何承诺，也不能擅自将电话转给省长。我只能耐心倾听，记录下她的基本情况和诉求要点，然后告诉她：“您反映的情况我记下了，我会按照程序，将您的问题转交给省教育厅和信访部门核查处理。请您相信组织，问题一定会得到重视和解决的。”同时，我提醒她要通过正规渠道提交书面材料。

放下电话，我心情有些沉重。王秉文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走过来低声说：“这种电话以后还会遇到很多。我们同情，但要理智。我们的职责是当好信息的‘二传手’和‘过滤器’，不能越位，更不能感情用事。把问题准确转交到该处理的部门，就是尽了我们的责任。如果每一个这样的电话都直接捅到省长那里，他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处理不过来。”

我点了点头，明白他说的有道理。秘书工作需要共情，但更需要理性和程序意识。

几天下来，我逐渐摸索出一些门道。重要的请示汇报、紧急突发事件，必须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并上报；程序性的工作沟通、会议通知，做好记录和转达即可；各种请托、邀约、推销乃至投诉，则需要根据情况，运用话术巧妙过滤或引导至正确渠道。

我发现自己开始能够通过对方开头的几句话、语气、甚至自报的家门，快速对来电的性质做出初步判断。我也学会了在通话时，一边倾听，一边快速在脑中检索相关的政策背景、领导近期关注点，以便做出更精准的回应或记录。

这天下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对方自称是“高建明”，语气从容自信：“请问是周省长办公室吗？我找林秘书。”

高建明？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我谨慎地回答：“您好，我是林致远。请问您有什么事？”

“林秘书你好啊，我是建明集团的董事长高建明。”对方笑声爽朗，“上次在省里招商引资座谈会上，我们见过一面，我还拜读过你写的那篇关于农民负担的报告，很有见地啊！”

我猛然想起，王秉文似乎提过，这个高建明是省内近年来风头很劲的民营企业家，与不少领导都有交往。他如此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还提到那篇报告，显然是有备而来。

“高总您好，您过奖了。”我保持着距离，“请问您找我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高建明语气亲切，“我们集团最近在谈一个大型物流园区的项目，想就一些政策问题，当面向周省长请教一下。不知道省长最近是否方便安排一次简短的汇报？”

又是一个汇报请示。我脑中飞快运转，物流园区项目？似乎听王秉文提过，是省里近期重点推进的项目之一。但这个高建明……我下意识地觉得，需要更加谨慎。

“高总，关于项目汇报，请您按照程序，先向主管厅局和发改委提交正式报告和方案。”我按照标准流程回应，“省长的日程需要统筹，如果有必要，办公厅会统一安排的。”

“呵呵，明白，明白。程序我们肯定走。”高建明并不气馁，话锋一转，“林秘书年轻有为，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坐坐，吃个便饭？我也好多向你学习学习。”

我心里警铃微作。这种带有明显拉拢意味的邀请，是秘书工作的大忌。我立刻客气而坚定地回绝：“高总太客气了，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吃饭就不必了，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您随时通过电话沟通就好。”

又客套了几句，我挂断了电话，心里却留下了一个问号。这个高建明，似乎不像前面那些请托者那么简单。他精准地找到我，言语间既有对项目的正式请示，又带着不着痕迹的套近乎。这是一种更高级、更难以直接过滤的“干扰”吗？

王秉文听完我的复述，沉吟了一下，说：“高建明这个人，能量不小，路子也野。他找上门是迟早的事。你刚才处理得不错，守住底线，公事公办。以后他的电话，或者类似这种背景复杂的商人、官员的电话，都要多留个心眼，记录要更详细，必要时随时跟我通气。”

我点了点头，将“高建明”这个名字牢牢刻在了心里。我知道，随着工作的深入，我需要过滤的，将不仅仅是电话，还有电话背后形形色色的人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部小小的电话，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官场的百态，也考验着我能否始终守住那道无形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