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荷兰人的转型（2/2）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范·德·勃尔格的目光变得锐利，“与郑芝龙周旋。我们要和他做生意，遵守他定的‘规则’——暂时地。购买他的令旗，缴纳他的饷银。但同时，要利用一切机会，寻找他体系中的漏洞。”

他压低了声音，仿佛担心隔墙有耳：

“我们要耐心地、悄悄地，与那些对郑芝龙不满的中国海商、沿海小军阀建立联系。用更低的价格、更灵活的方式，从他们手指缝里抠出货物。一点一滴地，削弱郑芝龙对货源的控制。记住，中国人有句老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此外，”他补充道，眼中闪过一丝算计，“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局势。我们的商馆和间谍送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北方的蛮族（满清）、内部的叛乱（农民军）……这个帝国似乎正在从内部腐烂。巨大的动荡，往往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和新机会的出现。我们要做好准备。”

这套策略，堪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务实主义的典范。它放弃了正面强攻，转向了侧面渗透和耐心等待。从纯粹的军事扩张者，转型为一个更加注重商业利润、精于算计、善于利用地缘政治矛盾的“持剑商人”。

命令被下达。热兰遮城及其附属的大员市镇，开始以一种更加内敛却高效的方式运转起来。

城堡内的铸炮作坊依旧日夜轰鸣，但新铸的火炮更多是为了加固防御。船厂里，受损的战舰被修复，但同时，更多适合快速运输和灵活贸易的中型商船被建造或改装出来。公司的文员和会计师们更加忙碌，精细地计算着每一笔经过台湾的贸易的成本和利润，寻找着任何可以节省开支、提高效率的环节。

在热兰遮城对面的大员市镇，一个奇特的、由荷兰殖民者、中国移民（商人、农民、工匠）、以及当地平埔族原住民共同构成的微型社会正在形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们穿着笔挺的制服，手持账本和测量仪，穿行于由中国移民开设的店铺、作坊和初生的甘蔗种植园之间。交易在生硬的荷兰语、闽南语以及各种手势中进行。

有时，这种“转型”会显得格外屈辱。

一艘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大摇大摆地驶入大员港。船主甚至不需要下船，公司的商务理事就得带着通译和账本登船，按照郑芝龙方面定下的参考价格（往往偏高）进行交易，并且还要额外支付一笔“停泊税”和“货物查验费”。荷兰职员们只能绷着脸，完成这些程序，内心充满了对船上那些中国船员看似谦恭实则暗含嘲讽眼神的怒火。

夜晚，在热兰遮城内军官的餐厅里，葡萄酒和杜松子酒消耗得格外快。喝醉的荷兰军官们会拍着桌子，咒骂郑芝龙是“海盗”、“野蛮人”，咒骂公司董事会的懦弱，怀念着当年在东南亚海域横扫葡萄牙和西班牙帆船的“美好时光”。但第二天酒醒，他们又不得不继续执行总督的务实政策。

范·德·勃尔格本人则保持着冰冷的清醒。他定期向巴达维亚总部和荷兰本土寄送冗长的报告，详细分析东亚局势，为公司的战略转型辩护，并不断请求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来巩固台湾基地。

他知道，荷兰在东亚的存在，正处于一个低谷，但绝非出局。他们就像潜伏在礁石下的章鱼，收缩了起来，但触角依旧灵敏，等待着猎物松懈或环境变化的时机。

他从未放弃那个最初的梦想：夺取澳门，或者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类似澳门的立足点。那个梦想，如今被深埋起来，却从未熄灭。公司的测绘师和间谍，依旧在偷偷地、零星地测绘中国沿海的海图，收集着关于明朝军力部署、官员腐败情况以及郑芝龙舰队调动的情报。这些情报被精心归档，视为未来的“战略资产”。

转型是痛苦的，尤其是对心高气傲的荷兰人而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被迫的收缩和深耕，也意外地促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更加深入地经营台湾，客观上加速了台湾的开发，并使其贸易网络更加多元和坚韧。

范·德·勃尔格再次走到窗边，望着北方那片广袤而封闭的大陆。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时空，看到了那片土地上正在酝酿的烽火与动荡。

“郑芝龙……”他低声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窗棂，“你的帝国建立在海浪和明朝的虚弱之上。当陆地的风暴来临，你这海上的王者，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们，会等到的。”

热兰遮城的红砖在夕阳下如血般刺眼。这座城堡，既是荷兰人受挫的象征，也成为了他们蛰伏和等待的巢穴。潮水暂时退去，但他们坚信，下一次涨潮时，他们必将卷土重来。

而澳门，那座让所有欧洲殖民者垂涎的东方宝石，始终是他们心中那颗最渴望摘取的、悬在海对岸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