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咱们能不能再给点额外的？能暖到心坎里的？（2/2）
这两个厂子，一个专攻实验室玻璃器皿，一个擅长搞点小仪表小刻度盘，在行内也算有点名堂。
可他们报上来的情况，却像一瓢冷水，把食品局领导心头刚被争气床点燃的火苗，滋啦一下浇了个透心凉。
玻璃仪器厂的老厂长，搓着手：
“领导，您说的那个能看清菌种……呃，菌娃娃是哭是笑的玻璃窗？那不就是高倍显微镜嘛！
还得带观察活体、能大致数数的功能……这玩意儿，咱们厂……做不了啊！
镜片研磨精度要求太高，光源、载物台都得配套，咱没那金刚钻！
现在国内能稳定供货的，主要是给医学院、大研究所配套的几家光学仪器厂，产量不高，排队老长了，一套下来，没个大几千上万下不来，还得等！”
仪表厂的代表紧跟着补充：“还有那个‘好账本’——自动记录菌种生长变化的小机器？
想法是真好！可领导啊，这玩意儿得有个能感知菌液浓度变化的探头吧？
还得有个能自动画线的记录笔和走纸机构吧？
核心是那个能把浓度变化转成电信号、再驱动笔头运动的转换器……这东西，说穿了就是简易的光电比浊计或者简易生物传感器加上个自动记录仪！
光明厂现在……就能生产个普通温度计，顶天搞个压力表！
这种精密传感和自动记录，得找专门搞分析仪器或者自动化仪表的兄弟单位……”
食品局领导听得脑仁儿疼，
他眼前仿佛又浮现起何雨柱在研究所，指着那瓶浑浊菌液时的样子，还有他那句“得知道菌娃娃是哭是笑、长了多少肉”的朴素要求。
人家何雨柱同志，一个厨子，自力更生搞出了争气床，给国家解决了大难题，提出的要求更是为了把这成果用好、用透！结果呢？
卡在这看和记的基础环节上了？
“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显微镜……显微镜搞不到高倍专用的，能不能先弄点简易的大倍率放大镜配上强光手电筒，凑合着先看个大概？
那‘好账本’……实在不行，就土法上马！用闹钟机芯带动滚筒纸，让技术员隔几个小时手动取样，用比浊管对着标准卡估个数，再自己动手画线！
总得先有个法子把数据记下来、比出来！
不能让人家何雨柱同志的心血，因为咱连个看和记都跟不上，最后成了摆设！
那才真成了大笑话！咱们食品局的脸往哪搁？
还怎么向何雨柱同志，向奋斗在基层的同志们交代？！”
玻璃仪器厂和仪表厂的人面面相觑，低声商量了好一阵。
最终，玻璃仪器厂的老厂长抬起头，带着点豁出去的劲头：
“领导！高倍显微镜是真没办法，但您说的大倍率放大镜配上强力聚光照明，这个我们能想办法！
仓库里还有一批给地质队做的勘探用高倍放大镜，倍数够，就是笨重点。我们再想办法配个亮点的、能调光的电筒或者小灯！先解决看得见！”
仪表厂的代表也咬牙道：“那个‘好账本’……自动记录一时半会搞不定。但您说的土办法，我们能弄！用闹钟改个定时响铃，提醒取样。比浊管和标准卡我们厂有现成的！
再配上带刻度的坐标纸和特制的记录夹板！保证让技术员能按时取样、比色、画图！虽然慢点、累点，但数据绝对能记清楚！”
食品局领导眉头依然没松开：
“好！就按你们说的办！玻璃厂，你尽快把土显微镜的方案和样品给我弄出来！
仪表厂，你的手动好账本套装，也抓紧！下个月底之前，我要看到东西！
这期间，你们两家厂子，还有相关单位，给我卯足了劲儿琢磨！
怎么能把这两样东西做得更实用、更便宜、能量产！
立不了军令状也得给我拿出吃奶的劲！再搞不定，我亲自去你们厂里蹲点！”
两位厂长连声应下，领了这烫手的山芋，匆匆离去。
食品局领导看着他们的背影，深深叹了口气，又拿起电话：
“喂，给我接教育司！问问他们，能不能从几个有生物专业的大学实验室里，先借调几台淘汰下来但还能用的旧显微镜？
支援一下第一批上争气床的重点厂子应应急？……对，要快！”
放下电话，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
何雨柱要的玻璃窗和好账本，眼下只能靠这种东拼西凑、土洋结合的笨办法先对付着。
库存的放大镜、地质队的存货、大学的淘汰设备、闹钟改的计时器、手工画图……这一切，都充满了计划经济的特色和资源匮乏下的无奈妥协。
至于真正好用又便宜的简易监测和自动记录设备？
那恐怕得需要时间、投入，甚至是行业协作的突破。
而眼下，只能先保证争气床孵出的菌娃娃，别因为没人看得清、没人记得住，而夭折在摇篮里。
这第一步，走得真是磕磕绊绊。
就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因“争气床”而暗流涌动、积极奔走之际，
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内，一场关于如何“表示表示”的小会，也在俞樾声总工的办公室里进行着。
与会的有严所长、俞总工，还有所里负责行政和财务的几位同志。
气氛不像技术讨论那样热烈，却透着郑重。
“何雨柱同志这次，可是给咱们所，不，是给整个行业立了大功！”
严所长开门见山，“于公于私，咱们都不能让人家白忙活，得有个说法。”
行政科长老王翻开一个笔记本：“按照部里和所里关于外聘专家、技术协作的相关规定，结合何雨柱同志的身份和贡献性质，我们初步议了几个方案：”
“第一，技术协作费。根据他提供的完整技术资料、主导培训的实际工作量，可以一次性发放技术协作劳务补助。按最高标准算，大约是五十元人民币。”
“第二，生活补助。何雨柱同志在培训期间，按我所出差人员标准，给予生活补助，含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预计培训周期两周，总计约十元零五角。”
“第三，资料费。对他提供的原始手稿、图纸进行象征性补偿，计五元。”
老王念完，看向两位领导：
“三项合计，总共是六十五元五角。这是完全符合财务规定，能够顺利走账的额度。”
办公室里沉默了片刻。
这笔钱，在1964年，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不算小数目，相当于他近两个月的工资。
但俞樾声却缓缓摇了摇头，眉头微蹙：
“老严，老王，这钱……按规矩是该给，也体现了组织上的心意。
可我总觉得，光是给钱，有点……有点生分，有点不够味。”
“这小子，图的不是这个。”俞樾声感慨道，
“他搞出争气床，是为了争气；他来培训，是为了让这口气能传到更多地方。咱们给他发补助，是规矩，是应该的。
但除了这应该的，咱们能不能再给点额外的？能暖到心坎里的？”
严所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老俞说得对。光是按章办事，体现不出咱们的诚意和温度。何雨柱同志最看重什么？
我看他最看重的是他的争气床能真正发挥作用，最需要的是能继续往前走的‘家伙什’。”
他手指敲着桌面，沉吟道：
“这样，老王，按规定的那六十五块五，一分不少，尽快准备好，用信封装好，要郑重。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