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关于陆议和陆逊的说明（2/2）
总之，按照晚年改的陆逊这个名字及一些文化背景，这个儒雅谦冲年轻儒帅的形象被塑造了出来并且流行于世，成为了后世儒帅的样板（儒帅的另一个成功样板肯定是周瑜）。但是当我们在史书中重新审视改名之前的陆议陆伯言的话，恐怕就会对陆逊的历史形象有些许不同的认识。
通读《吴书陆逊传》（包含裴注），约6000字，直观印象就是陆逊说的话占到很大比例，粗略统计传中陆逊对话、上疏、书信中文字总和超过2000字，这还不包括用转述形式叙述陆逊的言语。当然纪传体史书通过语言对话描写传主行为思想乃是常态，但仍能明显感受到陆逊对于语言及议论（政论）有着极大的热情，且这些语言是通过多种形式呈现的，陆逊传中在引用陆逊的语言文字时有如下形式：建议曰、对曰、谓曰、书（与羽）曰、上疏曰、案剑曰、答曰、正色曰、呵（景）曰、上疏陈时事曰、上疏曰。
使用语言的数量和形式当然只是表面，更重要的是陆逊始终把“言”与“议”作为其军事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工具，与其在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几乎是一一对应的：
1、荆州战前去信关羽狡诈示弱，这个言语上的“卑辞”与行动上的“背刺”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也是一个战略的正反两面。当然关羽并非仅凭陆逊的信就放松警惕，关羽的败亡和荆州大本营的丢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不讨论，但毕竟陆逊的“言”在此处充当了重要的战略级武器，而言语中的“逊”其实只是陆议的“言”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非内核。
2、按《吴书陆逊传》，背刺关羽计划其实是吕蒙和陆逊背靠背各自独自提出的（打个科学界的比方，两人可以凭借在背刺关羽、夺取荆州计划中的天才构想分享建安二十五年的诺贝尔阴谋诡计奖），而陆逊最终能够被纳入孙权和吕蒙的密谋圈子正是因为他在吕蒙面前主动出击、侃侃而谈，此段对话中陆逊完全是主动一方，而吕蒙因未得到孙权首肯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里正是陆逊的“言”使其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上位机会。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於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
3、夷陵之战前中期东吴方面的战略、战术考量几乎完全由陆逊与帐下将领的对话形式表现，与文学形象中“逊”的性格符号相左，此时陆逊通过言语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其实是“自负”“自得”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其背后反映的是夷陵之战前期东吴及陆逊本人所承受的重大压力。
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吴书曰：诸将并欲迎击备，逊以为不可，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於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
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
夷陵之战是陆逊一生功业的顶点（在后期对魏战争中，陆逊的方向也起到很大作用，但仍不如夷陵），陆逊得以进入“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也主要因为其在夷陵之战的统帅之功，顺便说，武庙十哲及武庙六十四将中，三国时期共入选九人，其中东吴四人（周瑜、陆逊、吕蒙、陆抗），占比最高（蜀汉方面诸葛亮进入十哲，分量较高，但六十四将只有关张两人入选），进一步做实东吴以武定国、军功强盛的真实历史形象。
夷陵之战的胜负之机当然不像史书中陆逊侃侃而谈的那样清晰明了，实际上，中国古代大战役中，夷陵之战是比较说不清的，笔者认为其模糊及成谜的程度不亚于淝水之战。夷陵决战前的文戏其实着重体现的是陆逊在大兵压境情况部将言语上的交锋来体现的。陆逊在江东士族及东吴武将内部建立威信，当然最终是靠夷陵的史诗级大胜，但是大胜之前言语上的“绝不示弱”也是其权威确立的重要一环。
4、生涯后期陆逊从出将转为入相（东吴为相不一定入朝，陆逊为相仍然镇守疆界），其在东吴内外朝政多方面的建树都以奏议和君臣对话的形式集中呈现，这一时期也是陆逊用“议”和“言”做政治工具的巅峰，一段时间之内权势无量，甚至形成了君臣错位（孙权跟蜀汉通信，让陆逊随便修改）。但是同时，随着江东士族的坐大以及二宫之争态势的形成，无疑让孙权明显感到了陆逊的言语所带来的无形压力，并最终造成孙权和陆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爆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陆逊是成也由“言”，败也由“言”。
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中无从得知陆议何时改名陆逊，不过从这一行动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陆逊对自己的“议”与“言”可能给自己及陆氏甚至江东士族带来的灾祸是有清晰的认识的，一个“逊”字，或许代表着陆逊希望让孙权体认到，在一次次直言和横议背后，陆氏和江东士族仍然绝对顺从于孙家的权威。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陆逊仍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议”与“言”力求稳定二宫秩序、稳定东吴朝政，三番四次上书孙权，甚至请求一个最后面见孙权“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的机会而不得，显得无力和凄凉。
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
平生以言语和论议承载自己功业和东吴半壁的陆议，虽然在晚年试图以“逊”求得君王谅解，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所谓“责让”，无非以言语折辱，以唐宋以前汉族士大夫的强烈自尊，简单的“责让”两字远不足以代表其背后不亚于棍棒刀剑的伤害性。所以陆逊最终还是死在了言语之下，以某种宿命论的视角，晚年改名最多只是聊以自慰，改变不了自己更改变不了世界，所谓“君以此始，亦必以终”，陆逊与陆议的故事，似乎再一次印证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