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3章 过分去火会伤人性欲（2/2）

中医在使用去火药时极为审慎，始终强调“中病即止”的原则，即病症缓解后便应立即停药，不可久服。这并非出于保守，而是深刻认识到寒凉药物对阳气的潜在伤害。人体阳气如同炉中之火，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一旦被过度寒凉之药所伐，便难以恢复。因此，即便是确有实火之证，也需权衡利弊，防止矫枉过正。

此外，现代医学中的许多药物，如广谱消炎药、糖皮质激素等，虽能迅速控制症状，但也可能干扰人体正常的内分泌与免疫平衡，间接削弱机体的“正气”与“火力”。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明确指出：“实火为患，去之不难，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治疗实火，如急性炎症、高热等，使用清热解毒药往往立竿见影；但虚火则多因阴虚阳亢或阳气浮越所致，本质为虚，若误用寒凉，只会进一步损伤阳气，导致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岳凤先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西药的中药药性归类，提出西药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四性属性。例如，阿托品能解除平滑肌痉挛，常用于抢救感染性休克，对寒性体质患者效果显着且安全，但对热性病人则易引发口干、烦躁、心悸等“热盛”反应，甚至中毒，故被判定为“热性”药物。

在临床实践中，老年人患细菌性大叶性肺炎时，单用青霉素往往疗效不佳。因青霉素性属苦寒，而老年患者多气血两虚、阴阳俱损，正气本已不足，此时再施以寒凉之药，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耗伤阳气。年轻患者在感染初期多表现为实热证，适合清热解毒；而老年人慢性感染则多属虚寒，火已衰微。因此，有经验的医生往往避免单独使用青霉素，常配合扶正固本之法。

同样，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也具寒凉之性，使用后即便感染控制，患者仍常感胃脘冷痛、食欲不振、嗳气不适，这正是药性伤及脾胃阳气的表现。由此可见，无论中药西药，用药皆需辨证施治，顾护阳气，方为上策。

西医和中医在治病理念和方法上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诊断手段和治疗方式上，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两种医学体系对生命、疾病和健康的不同理解。西医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强调解剖结构、生理指标和病原体的存在，注重通过实验室检测、影像学检查等手段明确病因，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药物或手术干预。其核心逻辑是“对抗”——即对病毒、细菌等致病因子进行精准打击，力求通过解决影响身体结构的问题，使各项生理指标恢复至正常范围，从而宣告治疗完成。这种模式在急性感染、外伤、器质性病变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可靠性。然而，这种方式往往忽视了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功能状态，尤其是在慢性病、亚健康或功能紊乱状态下，单纯追求指标合格可能治标不治本。

当人体的功能整体失衡，出现如疲劳、失眠、消化不良、情绪波动等症状时，西医常难以给出明确诊断或有效干预，而此时中医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中医源于数千年的实践经验与哲学思辨，强调“以人为本”，认为疾病是人体阴阳失衡、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的结果。其治疗目的并非简单消灭病原体，而是通过辨证论治，调整人体的内在环境，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根本目的。

以常见的感冒发烧为例，在西医看来，这通常是病毒或细菌感染所致，治疗重点在于使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来清除病原体，辅以退烧药缓解症状。而在中医理论中，感冒被细分为风寒、风热、暑湿等不同类型，治疗需根据个体体质和外邪性质进行个性化调理。例如，风寒感冒表现为恶寒重、发热轻、无汗、鼻塞流清涕，治疗应以辛温解表为主。此时，用生姜和大米熬煮成的姜米粥便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食疗方法。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发汗解表的作用，可帮助驱除体表的寒邪；大米粥则性平味甘，能补中益气、滋养胃阴，为身体提供易于吸收的能量，协助正气抗邪外出。这种疗法虽看似朴素，却深刻体现了中医“扶正祛邪”的核心思想，以及整体调理、因人施治的医学智慧。

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类似做法的广泛应用。在清代，慈禧太后的御医常为其开具调养方剂，其中就有用老米稀饭养胃气的记录。所谓老米稀饭，是选用存放多年的陈仓老米，米色微黄，性质更趋平和，黏性较低，更易消化吸收。慈禧太后在病后体虚、食欲不振时，常以此作为康复初期的主食，以温和方式恢复脾胃运化功能。事实上，现代人无需刻意寻找陈年老米，用普通大米煮成稀粥，同样能达到健脾养胃、补充津液的效果。大米粥质地细腻，进入胃肠后能迅速被分解吸收，为机体提供基础能量，尤其适合高热退后、消化功能尚未恢复的阶段。

发烧之后，人体阳气耗损，脾胃运化能力显着下降，此时若急于进补或食用油腻难消的食物，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导致“食复”——即因饮食不当引发病情反复。因此，中医强调“先安未受邪之地”，主张在病后初期以清淡流质为主，循序渐进地恢复饮食。除了白米粥，还可加入莲子共煮成莲子米粥。莲子性平味甘涩，归脾、肾、心经，具有养心安神、健脾止泻、益肾固精之效，特别适用于热病后心神不宁、脾虚泄泻、肺气受损者，有助于修复受损的脏腑功能。

此外，针对热病后期阴液耗伤所致的口渴咽干、心烦失眠、汗多体倦等症状，中医还创制了如“慈禧生津饮”之类的经典方剂。此类方多由沙参、麦冬、玉竹、石斛、天花粉等滋阴生津之药组成，既能清除余热，又能补充耗损的津液，恢复体内阴阳平衡。这些药物配伍精当，作用温和持久，体现了中医“治未病”和“瘥后防复”的预防医学理念。

然而，在当前临床实践中，部分医生为追求立竿见影的退烧效果，存在滥用激素的现象。激素类药物如地塞米松虽能快速抑制炎症反应、降低体温，但其本质属寒凉，长期或不当使用不仅损伤脾胃阳气，导致食欲减退、乏力倦怠，更会抑制免疫系统功能，削弱机体抗病能力。这种“压制症状”的做法，看似病情好转，实则掩盖病机，使邪气内陷，埋下慢性疾病或反复发作的隐患。

尤其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或私人诊所，为迎合患者“快速退烧”的心理，常在输液中加入激素，短时间内体温下降，患者误以为痊愈，实则病根未除。激素通过抑制白细胞的趋化与吞噬功能，阻断炎症信号通路，使红肿热痛等表象暂时消失，犹如“按下矛盾的暂停键”，但致病因素仍在体内潜伏，一旦停药，症状极易反弹。更严重的是，长期使用激素可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骨质疏松、血糖升高，甚至诱发精神异常。

中医实验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在构建肾阳虚动物模型时，科研人员常通过给小白鼠持续注射激素来模拟阳气衰微的状态。数月后，这些动物出现畏寒蜷卧、活动减少、毛发枯槁、体重下降等早衰表现，与中医所描述的“阳虚则寒、阳损及阴”高度吻合。这说明，激素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人体阳气的严重耗伤，违背了中医“保胃气、存津液、护阳气”的基本治疗原则。

因此，激素绝不能作为常规手段用于感冒、发热等常见病的治疗。真正的康复，应建立在增强体质、恢复功能的基础上，而非单纯压制症状。

综上所述，西医与中医各具特色，各有侧重：西医长于处理结构性、急性、器质性病变，强调精准干预；中医擅长调理功能性、慢性、系统性失调，注重整体平衡。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在现代医学发展背景下，推动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标本兼治的医疗理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