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2）
一、引言：跨越千年的财富伦理命题
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时，他或许未曾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东方文明早已对财富获取的伦理边界进行了深刻思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镌刻在中华文明基因中的古训，看似简单的八个字，实则承载着儒家文化对人性欲望、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性的系统思考。从《论语》中孔子对冉有理财能力的评价，到明清晋商以义制利的商业实践，再到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这条财富伦理主线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变迁之中。在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命题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构建现代商业文明的伦理基石。本文将从概念溯源、哲学基础、历史演进、现代解构四个维度，系统解析这一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
二、概念溯源：从《论语》语境到范畴界定
（一）原典语境中的义利之辨
《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段论述构成了取之有道的思想原型。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不以其道得之的，东汉郑玄注为得富贵，而宋代朱熹《论语集注》进一步阐释为不以其道，则其得之也不正。可见孔子并非否定对富贵的追求，而是强调获取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更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种态度与道家绝巧弃利、法家利出一孔的财富观形成鲜明对比，奠定了儒家以义导利的基本立场。
（二）核心概念的哲学界定
的人格维度：在儒家语境中，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指称，更是道德理想的化身。从《尚书》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身份区分，到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分野，逐渐成为兼具社会责任与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在财富观上体现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即财富追求必须以道义为本质，以礼仪为规范。
的范畴演进：甲骨文中
从贝从才，本指财物，《周易?系辞》何以聚人？曰财将其扩展为聚合人力的资源。在儒家思想中，既包括粟米布帛等物质财富，也涵盖以德聚财（《大学》）的道德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将
纳入
范畴，如朱熹认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种二分法为后世财富伦理增添了禁欲主义倾向，但原始儒家对
的态度更为辩证。
的伦理维度：作为儒家核心范畴，在此处具有三重内涵：一是天道秩序，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是社会规范，即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三是道德理性，如孟子仁心仁术的实践理性。在财富领域，具体化为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行为准则，构成对
的价值范导。
三、哲学基础：儒家义利观的三重维度
（一）性理维度：欲与理的辩证统一
孟子性善论为财富伦理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肯定了生理欲望的天然合理性。但这种
需要通过心之官则思的理性自觉来引导，形成以理节欲的实践智慧。荀子虽持性恶论，却同样强调化性起伪，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使儒家财富伦理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
（二）伦理维度：群己关系的价值调适
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链条，将个人财富追求纳入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框架。《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论述，揭示了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的内在关联。这种群己观在宋明理学中发展为义利相兼的辩证思维，如陆九渊提出利者，义之和，王夫之更明确指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将个体利益的正当性与社会公义统一起来。这种伦理智慧与西方契约论强调的个人权利优先不同，更注重在推己及人的伦理互动中实现利益协调。
（三）实践维度：经权之道的智慧运用
儒家义利观并非僵化的道德教条，而是蕴含着经权相变的实践智慧。《孟子?离娄上》记载，孟子在
情境下主张援之以手，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常规，这种权变思维在财富领域体现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的实践层次。明清晋商创造的顶身股制度，将员工利益与商号发展绑定，正是经权之道在商业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既坚守以义制利的原则，又灵活适应市场变化。
四、历史演进：从先秦哲思到现代转型
（一）先秦诸子的义利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围绕财富伦理形成了多元思想碰撞：儒家主张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将道德作为利益的生成基础；墨家提出义，利也（《墨子?经上》），试图将义利统一于天下之利；法家则推行利出一孔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通过严刑峻法规范财富分配；道家秉持知足之足，常足矣的寡欲思想，对物质财富持超越态度。这场思想争鸣最终以儒家以义导利思想为主流，奠定了中国传统财富伦理的基本格局。
（二）汉唐至宋明的理论深化
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虽被后世误解为贵义贱利，但结合语境可知其强调的是动机的道德纯粹性。宋代程朱理学将义利之辨提升到天理人欲的哲学高度，朱熹注《论语》时说：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将义利分野归结为公私之别，这种阐释强化了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明代王阳明提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致良知的哲学框架下，将财富追求纳入道德自觉的范畴，认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极大拓展了儒家财富伦理的实践空间。
（三）明清商业文明的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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