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贞妇爱色，纳之以礼。”（2/2）

四、历史衍变：贞节观念的制度化与世俗化

（一）从道德自觉到制度强制：贞节观的异化

先秦时期的“贞”本是普世道德，如《周易?系辞》云“贞者，事之干也”，强调坚守正道。直至汉代，“贞妇”仍更多体现为对婚姻的忠诚，而非绝对的身体禁锢，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其“贞”的核心是对家业的守护。但自唐代以后，尤其宋明理学兴起，贞节观念逐渐极端化：北宋法律首次规定“妻告夫，虽得实，徒二年”（《宋刑统》），从法律层面强化女性依附；明清两代更将贞节制度化，朱元璋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旌表（如贞节牌坊）将贞节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贞妇爱色”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语义偏移：原本“爱色”与“守礼”的平衡被打破，“礼”从欲望的调节者异化为欲望的否定者。晚明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正是对这种异化的反叛——她对“色”的追求突破了“礼”的边界，最终被伦理秩序毁灭，从反面印证了贞节观念制度化后的残酷性。

（二）蒙学文本中的伦理驯化

《增广贤文》将“贞妇爱色，纳之以礼”纳入蒙学体系，标志着贞节伦理的世俗化渗透。作为面向庶民的启蒙读物，其表述策略极具隐蔽性：通过“爱色”对自然人性的承认，降低接受者的心理抗拒，再以“纳之以礼”实现伦理灌输。这种“先予后取”的叙事方式，比纯粹的道德说教更易被普通民众接受，正如明代学者吕坤在《闺范》中所言：“善教者，不以男妇异教，不以智愚异施，因其自然之质，为之节文焉耳。”

在民间实践中，这一命题演化为具体的生活准则：如明代《温氏母训》要求女性“妆饰虽贵清洁，而忌讳花艳”，既允许基本的容貌修饰（“爱色”），又通过“忌讳花艳”的礼仪规范（“纳之以礼”）防止欲望越界。这种世俗化的伦理建构，使“贞妇”形象从高高在上的道德偶像，变为普通女性可模仿的生活样板，实现了父权伦理对基层社会的深度渗透。

五、现代性反思：传统伦理的解构与价值重估

（一）性别视角下的伦理批判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贞妇爱色，纳之以礼”本质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与欲望的双重规训。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传统“贞妇”形象正是通过“礼”的塑造，被建构为符合男性伦理期待的“他者”。“爱色”的有限承认，实则是用审美自由换取女性对贞节伦理的认同——允许女性关注容貌，前提是这种关注服务于“贞”的德行，如《女论语》要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将女性的身体审美完全纳入礼仪规训。

现代性启蒙打破了这种伦理垄断：五四时期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尖锐批判：“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理由，便要从此停止。”新文化运动将“贞节”从女性专属的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归普世性的“诚信”内涵。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爱色”作为个体的审美权利，不应被任何伦理体系绑架，女性对容貌与情感的追求，本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对某种德行的践行。

（二）“礼”的现代转化：从约束到边界伦理

尽管传统贞节观念已不合时宜，但“纳之以礼”所蕴含的“边界意识”仍具现代价值。在存在主义哲学语境中，“礼”可转化为个体对自由的自我限定——正如萨特所言：“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的实现需要通过理性为自身设立边界。现代社会的“礼”，已从宗法制度的工具演变为平等主体间的交往伦理，其核心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与自我欲望的理性节制。

在性别关系中，“纳之以礼”可重新诠释为：承认个体对情感与审美的正当追求（“爱色”），同时以尊重、平等的原则规范行为（“纳之以礼”）。这种转化剥离了传统命题中的性别不平等内涵，保留了“以理性调节欲望”的伦理智慧。当代伦理学中的“底线伦理”概念，与“纳之以礼”的精神内核存在某种契合——二者都强调在承认人性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规则建构社会秩序。

六、结语：在历史褶皱中打捞伦理智慧

“贞妇爱色，纳之以礼”作为传统伦理的特殊文本，承载着儒家对人性、欲望与秩序的深刻思考。其历史价值在于：它既不同于道家“绝圣弃智”的自然主义，也超越了法家“以刑止欲”的强制主义，试图在承认欲望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礼”的人文教化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尽管这一命题在实践中被父权社会扭曲为性别压迫的工具，但其蕴含的“欲不可禁，亦不可纵”的辩证思维，仍为现代伦理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

在当代语境下，解构“贞妇”的性别枷锁，并不意味着否定“礼”的秩序价值。从“贞妇爱色”到“个体自爱”，从“纳之以礼”到“守之以德”，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需要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范式跃迁——让个体在尊重他人、敬畏生命的基础上，自由而理性地追求美好事物。这或许是对“贞妇爱色，纳之以礼”最富生命力的诠释：不是用“礼”扼杀人性，而是以“礼”成全人性，使“爱色”成为生命美学的自然流露，而非伦理规训的被动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