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2）
（三）唐初贞观之治：“人和”作为治国方略的制度化实践
唐太宗李世民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戒，将“人和”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原则：轻徭薄赋以安民生，纳谏任贤以聚人才，兼容并蓄以和族群。贞观年间，突厥、吐蕃等周边民族“请上为天可汗”，形成“四夷归附”的和谐局面，这并非仅靠军事威慑，更因唐王朝通过“修文德以来之”（《贞观政要》），在文化认同层面实现了“人和”。反观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廷“失人心”而致国力衰微，正反对比凸显了“人和”对王朝兴衰的决定性影响。
（四）近代革命：“人和”思想的现代性转化
清末民初，孙中山将“人和”思想融入革命实践，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试图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凝聚民心。其“唤起民众”的主张，本质上是对“得道者多助”的现代诠释。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提出的“群众路线”，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将传统“人和”思想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通过土地改革、动员群众等实践，形成了超越军事装备与地理条件的“人和”优势，最终取得胜利。这一过程表明，“人和”思想在现代语境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核心在于将群体凝聚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与利益诉求之上。
四、跨学科视域下的理论重构：“人和”思想的现代阐释
（一）社会学视角：社会资本与共同体建构
现代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帕特南提出），指通过信任、规范和网络形成的社会协作资源，这与“人和”思想高度契合。在传统中国，“人和”依托宗族、乡约等社会网络，通过“孝悌”“忠信”等伦理规范形成社会资本，如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训维系内部团结，实现“人和”以保障商业经营与地方治理。在当代社会，“人和”可转化为社区认同、职业伦理等现代社会资本，如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德国的“社会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人和”思想在工业文明中的变形，证明群体凝聚力仍是现代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二）管理学视角：领导力与组织效能的伦理基础
从管理哲学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揭示了领导力的本质——非依靠资源垄断（地利）或时机把握（天时），而是通过价值引领实现组织协同。现代管理理论中的“Y理论”（麦格雷戈）假设人性本善，主张通过激励而非控制激发员工潜能，这与孟子“人性善”的预设及“得民心”的管理理念异曲同工。华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通过共享利益、共识价值构建“人和”氛围，使其在技术封锁等“天时不利”的环境中仍能突破创新，印证了“人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特殊价值。
（三）国际关系视角：软实力与全球治理的伦理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和”思想可引申为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约瑟夫?奈）理论——国家影响力不仅源于军事、经济等“地利”硬实力，更取决于文化认同、价值共识等“人和”软实力。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地利”思维，倡导通过共同价值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构建国际“人和”，这与孟子“天下顺之”的政治理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反观某些国家迷信“实力至上”，忽视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在贸易争端、气候治理中频频失势，恰是“失人和”的现代例证。
（四）生态哲学视角：“人和”与“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
孟子“人和”思想隐含着生态整体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人和”的延伸。现代生态哲学强调“生态共同体”，认为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通。“人和”不仅指人与人的和谐，更包含人与万物的“生态人和”，如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是通过保护生态“地利”来实现人与自然的“人和”，为传统思想注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内涵。
五、现代性挑战与“人和”思想的当代转化
（一）个体主义兴起与“人和”的伦理重构
工业文明以来，个体主义价值观冲击着传统“人和”赖以生存的集体主义土壤。在原子化社会中，如何避免“人和”异化为对个性的压抑，成为现代转化的关键。当代新儒家提出“创造性转化”思路：一方面继承“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承认个体差异是“人和”的前提；另一方面引入契约精神，将“人和”从基于血缘、地缘的伦理关系，转化为基于规则、价值的理性共识。如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等），通过现代公民教育将传统“人和”转化为国家认同，在多元社会中实现了群体凝聚。
（二）技术理性扩张与“人和”的情感维度重建
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虽扩大了连接范围，却导致“弱连接泛滥、强关系疏离”的困境。“人和”的核心——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在技术理性冲击下日益稀薄。对此，“人和”思想的现代转化需回归情感伦理：从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出发，在技术应用中保留人文温度，如企业管理中关注员工情感需求，社会治理中重视“民生感受”而非单纯数据指标。杭州“城市大脑”在交通治理中既运用算法优化（地利），又通过“绿波带”等人性化设计提升市民体验（人和），实现了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三）全球化冲突与“人和”的普世价值拓展
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人和”思想的普世性价值亟待彰显。传统“人和”虽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夷夏之辨”），但其内核“以和为贵”“天下大同”具有超越文化边界的潜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摒弃“国强必霸”的地缘政治逻辑，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将“人和”思想从区域伦理拓展为全球治理理念。这种拓展并非文化霸权，而是承认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价值共识，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解决全球化冲突提供了东方智慧。
六、结语：作为一种生存智慧的“人和”思想及其永恒价值
从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今，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并未削弱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反而在现代性语境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内涵。从本质上看，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生存逻辑：自然条件与物质资源固然重要，但唯有通过人的道德实践与群体协作，才能将客观条件转化为推动文明进步的现实力量。在技术狂飙突进、价值多元碰撞的当代，“人和”思想的核心启示在于：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对自然的征服（天时地利），而是源于对人性的信任与对共同体的建构（人和）。
当我们审视全球气候危机、贫富分化、文明冲突等现代性难题时，更能体会孟子思想的深刻性——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技术创新（地利）与历史时机（天时），更需要超越地域、民族、文化的“人和”共识。从“得道者多助”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家“人和”思想正在完成从政治哲学到全球伦理的范式转换，其永恒价值或许就在于：始终相信人能够通过道德自觉与理性协作，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建构有温度、有尊严的生活秩序。这既是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现代诠释，也是传统智慧对人类未来的深切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