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隐恶扬善，执其两端．（2/2）
《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体现“隐恶”的司法智慧；唐代《唐律疏议》规定“老幼废疾减刑”，在“严刑”（过）与“纵恶”（不及）间取中。这种传统在当代演化为“恢复性司法”——如社区矫正制度，通过包容（隐恶）与教育（扬善）替代单纯惩罚，降低再犯率。2023年中国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年数据显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仅0.2%，印证了“隐恶扬善”的现代价值。
2.教育场域的“因材施教”实践
孔子“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是“执其两端”在教育中的典型应用。宋代书院教育设“经义”与“治事”两斋，兼顾学术与实务；当代芬兰教育改革推行“现象教学”，在知识灌输（过）与完全放任（不及）间寻找个性化路径，均体现“用中”智慧。但需警惕“因材施教”异化为“分层教育”，真正的“执其两端”应如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在理论与实践间动态调适。
3.外交语境的“和而不同”策略
“隐恶扬善”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不干涉内政”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平衡。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冷战两极格局中取中；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在霸权扩张（过）与封闭自守（不及）间开创合作新模式。这种智慧源自《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全球化冲突提供了东方解决方案。
五、现代性挑战与理论重构
1.价值多元时代的“隐恶”困境
后现代语境中，“隐恶”可能被解构为“道德相对主义”——如对极端行为的包容导致价值虚无。对此，需回归“隐恶”的伦理前提：如康德“人是目的”的底线原则，包容需以不损害他人尊严为限。2017年德国处理难民问题时，在“人道主义”（善）与“国家安全”（恶）间的挣扎，恰需“执其两端”的智慧——既非闭关锁国，也非无底线接纳，而是建立“责任共担”的欧洲难民机制。
2.“扬善”的工具化风险与救赎
消费主义将“扬善”异化为营销手段（如企业cSR作秀），社交媒体使其沦为“道德表演”。破解之道在于回归“扬善”的本质——如王阳明“知行合一”所示，善是内在良知的自然流露，而非外在符号的堆砌。2024年“银发志愿者”现象兴起，退休老人自发参与社区服务，无组织无宣传，体现“扬善”的本真状态，印证了《庄子?至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的智慧。
3.“执其两端”的现代认知升级
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对“两端”认知提出挑战——观察行为会改变被观察对象，传统“执两端”的客观主义思维需修正。这要求现代“用中”需融入主体认知维度，如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言，世界是“事件的集合”，“两端”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端点。在人工智能伦理中，这种思维表现为：在“技术中立”（过）与“全面禁止”（不及）间，建立“敏捷治理”框架，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分层监管，体现过程性“用中”。
六、跨文明对话：中庸智慧的全球伦理意义
1.与亚里士多德“中道”的异同
亚里士多德“美德即中道”（如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与“执其两端”形似，但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是静态的美德定位，后者是动态的情境调适。如面对不公，儒家“中道”可能表现为“见义勇为”，而亚氏“中道”可能界定为“恰当的愤怒”，前者更强调伦理实践的历史性与具体性。这种差异为全球伦理建设提供互补视角——如处理气候危机时，既需亚氏“可持续发展”的美德定位，也需儒家“因时制宜”的政策调适。
2.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
韦伯“工具理性”导致的意义失落，可借“隐恶扬善”重建价值根基——如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将“利他”融入企业经营，在利润（恶之可能）与社会责任（善）间取中，其“会计七原则”体现“执其两端”的经营智慧。在生态领域，“隐恶扬善”表现为：承认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隐恶），同时张扬生态伦理（扬善）；“执其两端”则是在“人类主宰”（过）与“生态至上”（不及）间，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七、结语：作为生存智慧的中庸实践
“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穿越两千年时光，其生命力在于揭示了人类伦理实践的根本困境：如何在复杂世界中既保持理想主义，又不陷入教条主义；如何在认知局限中既追求真理，又避免极端主义。从舜帝“好问察言”的治国智慧，到当代“碳中和”目标下的政策调适，这种智慧始终提醒我们：伦理不是非黑即白的教条，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对“善”的不懈追求；认知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在矛盾两极间对“中”的永恒探索。
在技术狂飙、价值多元的21世纪，这句古老箴言的现代启示在于：“隐恶”不是对错误的姑息，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悲悯与转化；“扬善”不是对美德的表演，而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与张扬；“执其两端”不是模棱两可的妥协，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建构意义的实践智慧。当我们在算法焦虑中保持思考，在身份政治中坚守包容，在效率崇拜中守护价值，便是对“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的最好诠释——这不是消极的处世哲学，而是积极的生存艺术，是人类在无常世界中锚定自身的精神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