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扎根（1/2）

好的，我们来着重描绘帝国在治理西藏初期，所遭遇的那些棘手且真实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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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旌旗虽已插上世界屋脊，但这片土地千百年形成的独特肌理，并非能被轻易同化。阳光之下，冰山显露的只是其一角，潜藏于下的，是深不见底的暗流与坚硬如铁的阻力。陆弘毅与他所代表的帝国意志，在拉萨初步立足之后，立刻感受到了远比战场厮杀更为复杂和磨人的挑战。

赋税清丈的“软钉子”

宣慰使司衙门颁布的《赋役折色暂行条例》，意在轻徭薄赋，赢得民心。然而，当流官胥吏们带着算盘和丈量工具，真正深入到各“宗”、“溪”去清丈田亩、登记人口时，才发觉举步维艰。

·模糊的边界与“消失”的人口：西藏的土地归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沿袭和头人、寺院的“口谕”与信物，少有清晰的文书地契。指认边界时，头人和寺院的管家们往往言辞含糊，彼此推诿，一块草场的归属能牵扯出几代人的恩怨。人口登记更是难上加难，大量的农奴和佃户依附于贵族与寺院，他们不敢，也不能未经主人允许向官府申报自身情况。胥吏们面对的不是公开的抵抗，而是无处不在的沉默、回避和阳奉阴违。

·旧贵族的“非暴力不合作”：那些失去了随意摊派特权的旧贵族，表面遵从帝国法令，背地里却用各种方式阻挠。他们暗中威胁属民不得配合清丈，或指使亲信在胥吏测量时“无意中”移动界石，或提供早已过时、错误百出的旧册籍。一位负责林周宗清丈的流官无奈地向陆弘毅汇报：“大人，下官所至，皆笑脸相迎，然所获之数，恐不及实际十一。彼等以柔克刚，令我等有劲无处使。”

司法领域的“水土不服”

帝国律法与西藏习惯法（以及宗教法）的碰撞，在司法实践中尤为激烈。

·审判与律法的冲突：一桩发生在拉萨郊外的命案，凶手与受害者分属两个不同的庄园。按照本地习惯，此事应由双方头人、寺院喇嘛介入，通过赔偿“血价”了结，或甚至采用“捞油锅”等审判方式。但宣慰使司坚持要依《大宋刑统》审理，捉拿凶手，公开审判。结果，不仅凶手所在的庄园集体沉默包庇，连受害者家属也在头人和喇嘛的压力下，不敢出面指证，反而请求官府“按老规矩办”。流官依法办事的决心，遭遇了基于古老传统的无形之墙。

·寺院的特殊地位：一些不法之徒，甚至普通纠纷的当事人，会逃入寺院寻求庇护。按照帝国承诺，需尊重寺院管辖权。但这常常导致罪犯逍遥法外，或民事纠纷久拖不决。如何在不违背承诺、不激起宗教冲突的前提下，将帝国的司法权威有效覆盖到寺院影响的领域，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难题。

经济命脉的隐性控制

尽管官方茶马司已经建立，但帝国想要完全掌控西藏的经济命脉，依然困难重重。

·盐粮交易的暗盘：西藏北部牧区的盐，与南部农区的粮食，有着悠久的物物交换传统。这条传统的贸易线路，大多掌握在地方豪强和与寺院关系密切的大商队手中。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和人脉网络，继续操控着部分必需品的流通，官市有时反而只能收到些次等货或边缘产品。帝国想要通过经济手段加强控制，却发现原有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难以迅速渗透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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