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路，就在脚下（1/2）

《平乱纪要》的墨迹已干，但顾南琛案头的灯光，却彻夜未熄。

他翻看着卷宗，张角在狱中的供词，与他当初的预判如出一辙：“百姓之苦，非一日之寒。官府盘剥，豪强兼并，圣贤书里不曾教我等如何活命。

先生（李贽）说‘人欲’亦有道理，我便想，若连活命的欲望都要被规矩压着，这世道还有何公道？砸碎了，总有地方能长出新芽来。”

“新芽”？顾南琛苦笑。

他看到的不是新芽，而是被野火燎过的焦土。

张角的悲剧，在于他将“破”当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他点燃了民众的绝望，却给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图景，除了更深的破坏。

这份供词，像一根刺，扎在顾南琛心头。

他意识到，“焚典之乱”的平定，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更宏大课题的开端：如何将“思想的解放”与“社会的和解”结合起来？如何为那些被“简单答案”吸引的灵魂，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复杂的“新答案”？

数日后，顾南琛颁布了一道被后世称为“教化与安民并行诏”的法令。这道法令，没有新的刑罚，却比任何刀剑都更具深远意义。

重整“集贤馆”，设立“格物、算学、农工、医药”四大学部，同时增设“政事堂”与“律法堂”。

政事堂不拘一格，吸纳那些在“焚典之乱”中表现出理性与责任感的基层吏员、甚至被赦免的乱党中有真才实学者，研究“如何治理一方水土”。

律法堂则由资深法官与学者组成，专门研究“如何在保护思想自由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基本正义”。顾南琛亲自题匾：“于思辨中求秩序，于实践中见真知”。

在全国推行“乡约”与“社学”并举。“乡约”不再是旧式的道德训诫，而是由村民（含曾经的乱民）自主商议，在“督查院”指导下订立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村规民约，内容涉及土地划分、水利维护、纠纷调解、互助互济等具体事务。而“社学”则由官府出资，教授基础的读写、算术、农工常识，并专门开设“辨是非、明权责”的课程，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为何不能抢夺”“为何要遵守契约”“破坏的代价由谁承担”。

他还赦免了张角的大部分核心党羽，但并非释放，而是将其编入“皇家农垦监”，发配至帝国最贫瘠的西北边陲，参与屯田与水利建设。

这一系列举措，朝堂上再次掀起波澜。保守派指责他“姑息养奸”，激进派则批评他“背叛理想”。

但顾南琛不为所动。他已经学会了，真正的改革，从不是在赞美声中前进的。

几年过去了。

江南的田野重现生机，新修的水渠旁，曾经的乱民与良民一同劳作，他们的孩子背着书包跑过，琅琅的读书声中，夹杂着“要约”“权责”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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