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 统计员与死神（1/2）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在普斯科夫州统计局的走廊里已经徘徊了三个钟头。走廊的墙壁刷着那种只有在沙皇时代监狱和苏联时代办公楼里才能见到的墨绿色油漆，墙皮剥落得像是患了银屑病的皮肤。他手里捏着一份盖了七个章的辞职申请书——七个鲜红的章，像七处无法愈合的伤口。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从他三十二岁那年被基洛夫工厂裁员开始，就像普斯科夫城郊的雾气一样萦绕不散。现在他三十五岁，老婆跟一个卖波兰走私货的水手跑了，留下一个患哮喘的女儿和一间位于苏维埃大街三号院地下室的单间。女儿每天需要用一种叫生命之息的进口喷雾，而这种喷雾在普斯科夫所有药房的库存加起来不会超过三瓶。

他第无数次被副科长办公室的秘书挡了回来。那个叫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女人，脸上有着圣像画般的僵硬表情，她说：伊万·伊万诺维奇，您必须明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些表格的延续性。第七号表格需要第八号表格的附注，而第八号表格的生命又依赖于第九号表格的审批。这就是链条，这就是体系，这就是您存在的价值。

她说这话时，窗外正飘过普斯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钟声在伊万听来，像是给某个尚未出生就已死亡的理想致哀。

就在他准备把辞职信撕碎吞进肚子——毕竟统计局发的那种粗糙黄纸说不定比食堂的黑面包更容易消化——时，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男人撞上了他。那人风衣的领子竖得极高，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的颜色像是普斯科夫冬天永远不化的冻土。

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人的声音像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带着一股霉味和伏特加的混合气息。

伊万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表格：我……我只是想辞职。

辞职？灰衣人发出一声轻笑，那笑声让走廊的灯泡闪烁了一下，从统计局辞职，然后加入另一个统计局。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形而上学的迁徙。

灰衣人塞给伊万一张名片。名片是黑色的，上面用银色的字体印着：

普斯科夫州生命意义终极统计办公室

主任：别格莫特

地址：幽灵巷13号半，地下室右转第三个棺材状储物柜

名片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我们统计一切，除了绝望。

伊万抬起头时，灰衣人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消失得如此彻底，仿佛他从未存在过，只留下一股浓重的、夹杂着湿木头和焚香味的气息。那是普斯科夫旧教堂做弥撒时才会有的味道。

幽灵巷13号半是一个在普斯科夫所有官方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址。伊万在列宁广场问了七个路人，八个都说没听过这条巷子，第九个是个卖葵花籽的老太太，她眯着浑浊的眼睛说：孩子，你要找的地方，得先忘记你为什么要找。

这话充满了东斯拉夫式的哲学意味——要么是无意义的废话，要么是终极真理。

伊万最终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仓库区找到了这条巷子。巷子夹在红色十月面包厂和一座废弃的东正教堂之间，宽度只够一个瘦削的人侧身通过。13号半的门是深褐色的，门把手是个铜制的骷髅头，骷髅的眼眶里镶嵌着两颗绿玻璃珠子，在暮色中闪着诡异的光。

他敲了敲门。门自动开了，发出墓穴般悠长的声。

欢迎，伊万·伊万诺维奇！一个声音从地下传来，我们等了您三百一十四万七千六百秒了。

伊万走下十九级湿漉漉的石阶。地下室比想象中宽敞，像是个改装过的防空洞。几十张办公桌排成完美的矩阵，每张桌上都堆着小山般的表格。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是成百上千只苍蝇在集体诵经。

一个体型肥胖、穿着条纹西装的男人坐在最大的办公桌后。他的脸像个月球，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痕迹，但眼睛却异常明亮，像是能看穿所有表格背后的虚无。

我是别格莫特，胖子站起身，肚子上的赘肉颤抖着，这里的主任，也是您的新上司。您从今天起就是本办公室的第七号统计员了。

可是……我还没有答应应聘。

应聘？别格莫特哈哈大笑，嘴里的金牙闪着俗丽的光，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您难道没发现吗？从您在三楼走廊里问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一刻起，您就已经被录取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唯一招聘标准。

伊万感到一阵眩晕。他想起了那个灰衣人，想起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圣像般的脸，想起了女儿喘息时胸口发出的哨音。

那么，我具体要统计什么？他问。

生命意义指数，别格莫特从桌上拿起一份表格，每个普斯科夫市民，从在诺夫哥罗德大街菜市场买酸黄瓜的老太太，到在基洛夫工厂车间里拧螺丝的工人，他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产生生命意义数据。这些数据如同普斯科夫河里的鲶鱼，看不见，但确实存在。您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数据捕捞上来，填进表格，然后盖章。

他递给伊万一份样本表格。表头写着：

普斯科夫市民第8472号生命意义动态统计表

梦境中飞翔高度对永恒的理解偏差值晚餐时土豆泥的分配正义指数……

这些数据……如何采集？伊万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精妙之处了，别格莫特神秘地眨眨眼，您不需要去问他们，不需要去测量。您只需要填写。填写的数字越精确，它们在统计意义上就越真实。这是统计学最高的真理——数据创造现实。

伊万想起了在州统计局的日子。那里的科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计划数字不是预测，而是命令。数字下达了，现实就必须跟上。

工资是多少？他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实际的问题。

别格莫特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卢布？

五千。

五千？伊万几乎要跳起来，这相当于他在州统计局工资的五倍。

五千，而且是金币。别格莫特从抽屉里摸出一枚金币，在桌上旋转起来。金币上的双头鹰图案逐渐变成了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人类，一个指着天，一个指着地。但是有一个条件——您必须完全投入工作，不能质疑表格的真实性。否则……

他没说下去，只是用胖乎乎的手指了指地下室角落。那里有七个文件柜，柜门紧闭，但从缝隙里渗出一种暗红色的液体，散发着铁锈和腐草的气息。

那里锁着前七任统计员的质疑，别格莫特轻声说，他们质疑得太多，最后就变成了表格的一部分。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第一天上班统计的是一位名叫安娜·彼得罗夫娜·斯维特洛娃的寡妇。表格上显示她五十八岁，住在诺夫哥罗德大街二十七号院，靠每月二百三十卢布的抚恤金生活，主要食物是黑面包和自己腌的蘑菇。

根据别格莫特提供的生命意义指数参考手册，伊万需要在今日绝望值一栏填写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字。手册上写着：绝望值并非恒定，它与昨日面包的硬度、邻居的脚步声、窗外乌鸦的数量呈正相关。

伊万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寡妇，也住在类似的大院里，也腌蘑菇。去年冬天她滑倒在结冰的院子里，因为没有邻居听见，在雪地里躺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时，她手里还攥着要给孙女买的生命之息喷雾的空瓶子。

他在表格上填下了绝望值：89。

接下来的反抗指数一栏，手册注明：反抗指数与绝望值呈负相关，但非线性关系。当绝望值超过85时，反抗指数可能出现反常升高，这被称为普斯科夫式愤怒

伊万填下了反抗指数：12。

他花了六个小时完成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天的统计。表格共有127项数据，当他在最后一栏今日生命意义盈余47.3时，台灯突然闪烁了一下，地下室的荧光灯齐刷刷地黯淡了一瞬。

很好，别格莫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您的数据很准确。安娜·彼得罗夫娜今天确实在诺夫哥罗德菜市场诅咒了十七次命运，其中有三次用到了，十一次用到了，还有三次只是含糊的嘟囔。您的统计与我们的暗探报告完全吻合。

暗探？伊万一惊。

哦，别说得那么难听，别格莫特摆摆手，我们只是在统计。统计需要数据源，就像伏特加需要土豆。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

伊万感到一阵寒意。他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车间主任，那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人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数据。思考是科长的事，数据是工人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伊万统计了二百一十七名普斯科夫市民。他学会了如何快速判断一个人的存在合理值，如何计算灵魂折旧率，如何评估明天是否会更好的概率指数。他发现，整个地下办公室就像一个巨大的永动机，把活生生的痛苦和挣扎压缩成一行行冰冷的数字。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些数据似乎真的能影响现实。

他统计过一个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的文学青年——没错，他的父母崇拜那位作家到了如此地步。费奥多尔在文学才华实现概率一栏被伊万填上了0.03%，三天后，伊万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他醉醺醺地兜售自己的诗集，一块钱三本，买一本还送一根火柴。

我的才华死了，费奥多尔认出了伊万，它死于某个统计员的笔。我知道，我感觉得到，那天早上我起床时，词语不再在我脑子里跳舞了。它们变成了数字，该死的数字！

伊万想解释，但别格莫特的规定像铁锚一样锁住了他的舌头。他只能看着那个年轻人把最后一本诗集扔进普斯科夫河，水花溅起来，像一声听不见的呐喊。

转折发生在统计第七千三百二十九个对象时。

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叫萨沙，住在普斯科夫郊外的科罗廖沃村。表格上显示他的父亲在诺夫哥罗德拖拉机厂工作，母亲在幼儿园当清洁工。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按照手册规定，应该根据父亲工资稳定性母亲疲惫指数来计算。

但伊万看到了附注里的手写补充：萨沙梦想成为普斯科夫第一个飞到太阳的人。他用硬纸板做了翅膀，从谷仓顶上跳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

伊万的手颤抖了。女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她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宇航员，那样我就不会哮喘了，太空里没有灰尘。

他在未来希望值一栏填下了100%。

然后迅速涂掉，改成了手册要求的7.8%。

但那个100%像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他视网膜上。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按时交表格。他走在普斯科夫夜晚的街道上，路过圣三一教堂，教堂的圆顶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一个穿黑袍的老修士坐在教堂台阶上，正在用一根骨针缝补自己的袍子。

施主，你心中有魔鬼，修士头也不抬地说，魔鬼的名字叫为什么

伊万愣住了。在罗刹国，东正教的修士们总这样说一些模棱两可的预言。

神父，如果我的笔能决定一个人的梦想是生是死，那我是谁？上帝吗？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