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君子陌路（1/2）

我们话分两头。

看了前述内容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青苗法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法案呢？很遗憾，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说了，人类社会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法制社会，人类社会自有法度以来向来都是人治社会，因为任何的法制都是由人去制定和施行的，法制没有好坏之分，但执行法制的人却是形态各异。一个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制度其本身，而在于施行和执行这个制度的人。

说这些的目的就是想说青苗法也有它的漏洞和不足，也有被人所利用的地方，而且其本身就有操作和施行的局限和条件。当初这项法令本是时任陕西转运使的李参为了应对陕西地区兵多而仓粮寡而出台的一项临时应急方案，他用这种方法提高了当地边民的种粮和纳粮积极性，而且他用此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当地官粮匮乏需要靠内地长途运粮接济的顽疾。但是，请注意，陕西是边地，这个青苗法如果是在内地加以施行，那么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问题我们让很有预见力的苏辙来回答。当青苗法在制定实施细则的时候，苏辙就表示反对朝廷出台这项法令，他当面向王安石说出了这其中可能会导致的弊端：“朝廷如果出钱贷款给百姓，然后再让他们还款时付二分利息，这与政府的职能相违背，政府的职责是救助百姓，而不是从百姓身上获利。（这里纠正一下苏辙先生的逻辑思维，从古至今，所谓的政府其职责从来就不是为民谋福，而是维护本统治阶级的生存和利益，要不然哪来的各种赋税？）如果我们实施青苗法，那么在这钱财的出纳之间必然有官员会从中谋取私利，而百姓如此轻易地就能拿到钱很有可能就会乱花，到时候如果还不了就难免会蹲大狱吃牢饭，这难道不是朝廷在自寻麻烦吗？之前的常平法其实是一项极好的法令，之所以遭到破坏是改变既有的法度。”

苏辙这番话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他在担心宋朝的这家国有农业银行会出现内部金融腐败以及不良资产借贷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这里请为苏辙鼓掌！

后来的事实会证明他此时尽管只是预见到了青苗法所潜藏的部分隐患，但能在这个时候就有此预见还是相当难得。

对于苏辙的这番担忧，王安石对此也是相当谨慎，毕竟在封建社会农业问题可是关系国本，这个领域要是出了大乱子可是会导致亡国之灾。为此，他答应苏辙一定会在此事上慎之又慎。

苏辙给王安石说这番建议的时候是这年的八月，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王安石虽然蠢蠢欲动但却一直对青苗法的正式颁布和推行心存顾虑。就在王安石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另一名心腹吕惠卿这时候也和苏辙在新法的细则上面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以至于二人之间几乎如水火一般不能相容。同时，苏辙也渐渐发现自己与陈升之和王安石在变法这条道路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而对变法产生了动摇，为此心灰意冷的他奏请出京外放。在吕惠卿和苏辙只能二选一的局面下，王安石还是觉得前者对他更重要，最终苏辙被外放出京担任河南府推官。

苏辙的离京可谓是让王安石痛失一条臂膀，就在他闹心不已的时候，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的一份折子传送到了他的办公桌前。这个王广渊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知的消息，可他很清楚现在的王安石是皇帝跟前的第一大红人，更知道王安石如今正在为推行青苗法而抓耳挠腮。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广渊很是懂得急领导之所急，他在这份奏折里说当地的百姓今年因为粮食歉收正在为朝廷的赋税而发愁，为此他请求在本路截留五十万的钱帛用作借贷之用，等到来年政府不但可以收回本钱，另外还可收取夏秋两季共计二十五万的岁息。

王广渊的这个看似巧合的奏请正好挠中了王安石的痒处，以五十万的本钱在一年之内赚取二十五万的息钱，这利息可就不是什么单季两分，而是两点五分。可以说，青苗法从正式开始试行之前就打上了“盘剥”的烙印。然而，在这巨大的诱惑面前，王安石本人也是彻底心动了，以至于他丝毫没有发现王广渊的这个举动及其动机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第一，新法还在制定当中但其主旨却已经为外界所熟知，善于钻营之辈岂能坐而视之？第二，王广渊这时候跳出来主动挑担子到底是立心为国还是谄媚迎上？

逆我者师，顺我者贼，这是赵光义曾经用来训导自己几个儿子的诫言，此时用在王安石的身上其实也恰如其分。可惜的是，此时身处局中的王相公没法意识到这一点。

正是在王广渊的这一怂动之下，王安石决定拿王广渊所在的京东路作为青苗法的试点之地，如果证明此法可行且行之有效，那么再予以全国性地推广。但是，在正式的法令出台之时，试点的范围又被扩大为河北、京东和淮南三路——由此，青苗法正式出台。

三个月内，事关商业和农业的两项重要法案相继出台，尽管准备工作相当充分，但这步子其实还是迈得有些过大。不可避免的是，朝中的舆情也是汹涌更甚，反对派每天不停地给赵顼洗耳朵，王安石必须得拿出反制措施，他的举措就是把吕惠卿派到赵顼的身边。于是，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吕惠卿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

吕惠卿这当然不是去给什么太子当老师，而是去给赵顼洗耳朵。赵顼可不是嬴渠梁，后者变法图强的决心和意志远非前者所能比，况且赵顼的身边有太多反对新法的舌辩之士，稍有不慎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就会出现波动继而给新法以毁灭性的重创，这显然是王安石不想看到的局面。无论何时，舆论和思想高地那都是旗帜所指引的方向，而王安石这时候必须得占据这片思想高地并让插在这上面的旗帜屹立不倒。

青苗法出台的次月，一件让王安石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他的挡箭牌没有了。首相富弼考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彻底远离朝堂，自打他重新出任宰相以来就未曾履行过宰相的职能和职责，不是他不想，而是从一开始他的角色就被定义为王安石的挡箭牌，赵顼就没想过要让他来治国理政，而就是让他来镇抚朝堂给王安石站台的。对富弼来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于君他不能辞命，于臣他又无法做到和王安石齐心协力——他从始至终就反对王安石的这场变法革新。

富弼是真的老了，年轻时候的那个他早已远去，如今的他像极了官场上无数个只求平安着陆的临退休官员。身为君子，他更是无意于再去与人争斗，即使是王安石以及新法让他很不爽，可他也从没口出恶语，他如今只想远离一切的纷争，天下之事与他再无瓜葛，他唯一的念想就是安然于世从此了此余生。之所以要隐退，一是因为他不想再做挡箭牌，二是因为新法的反对者已经在不断地攻击和指责他身为宰相却任由王安石“奸人误国”。与其里外都不是人，他索性跳出漩涡讨个清净。

富弼的请罢当然不是一夕而成，他前后请辞十余次方得到批准。赵顼问他：“爱卿走后，谁可为宰相？”

“枢密使文彦博！”

赵顼默然良久，他多想听到富弼举荐的人是王安石，可事实让他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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