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文坛泰斗去与留（1/2）

第285章文坛泰斗去与留

杭州城头，赤色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城池易主，对于在蒙元苛政下挣扎求生的底层百姓而言，往往意味着改变的契机，尽管渺茫，终究是希望；但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蒙元官员，却是命运的分水岭，每一步都踏在生死边缘的薄冰上。

肃杀之气尚未从红旗营临时元帅行辕（原江浙行省衙门）的公堂上散去，石山就已经快速甄别并处置了被俘的蒙元官员。

对于如钱塘尹齐光祖、仁和县丞向梦解这类家小均在红旗营实际控制区内，自身官声尚可，且对旧朝并无死忠之志的官员，石山采取了怀柔政策。

他并没有对这些人苛责，反而温言抚慰，略给台阶，分析利害，劝其为己所用。

齐光祖等旧官正值壮年，本就不愿就此终结好不容易得来的仕途，眼见石元帅并不是残暴嗜杀之辈，反而展现出重整山河的雄主气象，稍作犹豫，便顺势改换门庭。

石山则将他们暂留原职，令其协助红旗营接管杭州，稳定本地民心。

乱世争霸，争的就是人才和统治根基。这些有行政经验且有较好官声的旧官加入，将为红旗营在杭州建立统治秩序，提供宝贵的经验与人脉。

红旗营当前确实存在行政人才不足的问题，还很严重，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不要挑挑拣拣了。

但也不是每个旧官都能享有这份“宽容”，如原杭州路同知俞元。

此人原本是仁和县尉，去年协助孛兰奚去年收复杭州立下大功，得以从正九品的县尉破格擢升至正四品的路同知，可谓“皇恩浩荡”。

更兼其手上沾满了起义军的鲜血，双方早就结下深仇大恨。

俞元也知道自己落在红旗营手中绝无幸理，城破之时本想自刎殉节，却被意图投降求活的部下死死按住，成了他们献给新主的“投名状”。

不过，以石山杀人还要诛心的习惯，俞元还能多活几天——至少要审清罪责，并清查抄没其家产。

其余提前逃出杭州“搬救兵”的蒙元官员，留在城中的产业，大部分也会被查抄。

等做完这一切后，俞元等人才会被押赴市曹，明正典刑。

在这归顺与赴死的两极之间，更多的人则处于深深的煎熬与彷徨之中。杭州税课提举司副提举杨维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杨维桢乃绍兴路诸暨州人，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年仅三十一岁的他进士及第，风光无限，初任天台县尹，满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

其人赴任后，敏锐地发现县衙被号称“八雕”的八名猾吏把持，他们上下其手，伪造账册，勾结地方豪强，肆意欺压盘剥百姓，将天台县政搞得乌烟瘴气。

年轻气盛的杨维桢岂能容忍这个欲以雷霆手段整顿吏治，决心扳倒这害民毁政的“八雕”，还天台县清明。

但他终究还是太年轻，低估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反扑的狠厉。

杨维桢的举措深深触动了豪强们的利益，不仅没有将“八雕”彻底整倒，还在上任仅一年多，便遭恶吏罗织罪名，诬陷中伤，最终被罢官去职。

这次挫折如同一盆冰水，浇熄了他初入仕途的炽热，也让他初次领略到官场的黑暗与倾轧。但他并未就此沉沦，待风头稍过，就四处奔走，托关系，求门路，渴望复起以施展抱负。

六年后，杨维桢终于谋得钱清盐场司令一职。

此职仅为从七品，位阶低于他初任的天台县尹（从六品），但为了施展平生抱负，杨维桢仍毅然赶往钱清盐场赴任。

彼时，元廷财政日渐窘迫，对盐课这等重要财源催逼日甚，各级官吏更是趁机层层加码，中饱私囊，底层灶户苦不堪言。

杨维桢亲眼目睹自己治下年迈的灶户在烈日下的盐田里活活累倒，再也没能起来，而官府的催课胥吏却依旧如狼似虎。

其人愤懑难平，感叹“此官做得何其窝囊！”，连夜写下情理恳切的请愿书，送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请求减免钱清场不合理的盐税指标。

换来的，却是上司“盐税乃朝廷命脉，不可妄议”的冰冷批文，以及同僚看笑话般的眼神。

时年三十八岁的杨维桢，那股深植于骨子中的狷介之气再次爆发。他竟然直接冲进盐司衙门，当着众多官吏的面，将官帽摔在地上，厉声对上司都转运盐使道：

“要么减掉我钱清场三千引（约六十万斤）的苛税，要么杨某今日便挂冠归田，此生再不踏足官场半步！”

蒙元官场腐败，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油水丰厚的盐政更是腐败重灾区，盐司上下几乎无人干净。杨维桢这般不要命似的闹法，一旦真捅上去，谁也讨不了好。

最终，屁股不干净的盐运使被迫妥协，同意减税。

而杨维桢虽为民请命成功，却也彻底得罪了自己的上司，以及更加庞大的利益集团，被牢牢“焊”死在钱清盐场司令这个微末职位上，再无升迁的希望。

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其父杨宏去世，杨维桢依制丁忧离任，便如同一颗弃子，被无情地踢出了蒙元官场。

守丧期满后，他试图谋求复职，屡次请托却如石沉大海。

官场的大门，似乎已对他彻底关闭。心灰意冷之下，杨维桢转而投身文教，借诗酒寄托情怀。

他在杭州发起“西湖竹枝词”运动，化俗为雅，使竹枝词风靡全城；在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他是最受欢迎的清谈客与诗文评裁；

在嘉兴“聚桂文会”、在松江“应奎文会”上，他执掌评鉴，一言可定诗文优劣，渐成江东文坛公认的盟主。

在此期间，其人《丽则遗音》、《西湖竹枝词》等著作刊印，更是让他一手开创的“铁雅诗派”声名鹊起，坐稳了元末诗坛的头把交椅。

然而，文坛的风光，终究难以填补仕途的失意。

杨维桢那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子之心，从未真正冷却。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廷诏丞相脱脱主持修辽、金、宋三史，直到次年书成，竟然还未定下辽、金、宋三国谁是正统。

杨维桢敏锐地抓住机会，写下煌煌巨论《三史正统辨》。总纂官欧阳玄读后击节赞叹，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有意举荐他入史馆。

可早已腐朽透顶的蒙元官场，又如何容得下杨维桢这等锋芒毕露、不谙官场“规则”的异类举荐之事，因阻力太大，终成泡影。

直到至正十年，杨维桢终于得到同榜进士康若泰的举荐，才得以复出，出任杭州税课提举司副提举。

兜兜转转二十三年，官阶竟然回到了当初进士及第后出任天台县尹的起点——从六品。这在蒙元官场，堪称绝无仅有的异数。

税课提举一职，负责管理市肆、征收商税，需应对上司的指标、商贾的抵制，收入还多靠税收提成，可谓处在矛盾的漩涡中心，动辄得咎。

杨维桢深感此职如陷“墨海”与“火狱”，身心俱疲。

但经历了两次丢官去职的打击，且已经步入晚年（公元1296年出生），他的心态多了几分无奈的沉稳，虽然在此任上味同嚼蜡，却仍咬牙坚持，不愿再轻易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官职。

因其“不睦同僚”“忤逆上官”的“恶名”在外，杭州官场对其多是敬而远之。

红旗营南下，城破在即，庆童等人纷纷派遣心腹以“搬兵督战”为名出逃，杨维桢却没有门路可走，也不愿再次仓皇丢弃官身，只能心怀忐忑地留在城中，听天由命。

因其文名甚著，石山对杨维桢也早有耳闻。入城后，便将其列入首批重点甄别名单，命人详细调查其过往及在税课提举司任上的作为，得知杨维桢并无贪渎恶行，

破城次日，杨维桢被带至石山行辕书房。

此处已非昔日蒙元大员们醉生梦死之所，案牍整齐，地图高悬，透着一种简朴而高效的氛围。石山屏退左右，亲自为杨维桢斟上一杯清茶，态度谦和却又不失主导。

“铁崖公。”

石山打听过杨维桢的性格，开门见山地道：

“公历任地方，无论是天台惩奸，还是钱清减税，皆以民生为念，数遭贪官污吏排挤而不改初心，品德高洁，山素来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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