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1/2）
1935年的春寒比往年来得更久，正月底的上海闸北，巷口的积雪融了又冻，青石板路滑得能照见人影，踩上去咯吱响，像极了难民们冻得发僵的骨头在打颤。朝歌膳房的木门早被潮气浸得发黑，门轴缺了油，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哀鸣，跟巷子里断断续续的咳嗽声混在一起，透着股说不出的凄凉。
朱成碧正蹲在灶前刮锅垢，铁铲蹭着发黑的锅底，发出刺啦刺啦的响——锅里熬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粥面上飘着几片枯黄的荠菜叶，是阿强冒着雪从郊区的野地里挖的，还掺了点去年剩下的碎玉米，颗粒分明，却带着股陈腐的霉味。“粮农说，今年华北旱得更凶，黄河边的地裂得能塞进拳头，连种子都留不下，”阿强早上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这碎玉米还是他藏在炕洞里才没被日军搜走的，说‘给逃难的乡亲们填肚子，比被鬼子抢去喂马强’。”
灶台上摆着个豁口的粗陶碗，碗里盛着半块硬邦邦的糠饼，饼上还沾着点草屑，是今早一个从北平逃来的学生留下的。那学生叫沈青，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的蓝布学生装满是补丁，袖口磨得露了棉絮，手肘处还破了个洞，露出里面的旧棉花。他怀里紧紧抱着个铁皮收音机零件盒，盒盖用铁丝捆着，生怕散了：“日军占了北平的学校，说我们‘宣传抗日思想’，把课本全堆在操场上烧了，火苗窜得比屋顶还高。我连夜逃出来，走了二十多天，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晚上赶路，就靠这点糠饼撑着，有时候一天就啃一口。”
阿福蹲在旁边擦竹篮，竹篮的提手断了一根，用麻绳紧紧捆着将就用，竹条上的毛刺刮得他手心发红。“陈太太，巷口的日军岗哨又加了铁丝网，”少年的手冻得发紫，指节上裂着好几道小口子，渗着血丝，他却浑然不觉，“今早送粥去难民营，看见两个伪军在搜难民的包袱，连孩子的尿布都要翻开看，还骂骂咧咧的，说‘防着藏抗日传单’。有个老婆婆不肯让搜，被他们推在地上，包袱里的半袋小米撒了一地，老婆婆趴在地上捡，他们还笑着踩……”
朱成碧停下手里的铁铲，往灶里添了根湿柴，火苗蔫蔫地跳了跳，冒出的浓烟呛得她不住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张婶呢？让她把后院那批旧棉衣拆了，重新絮点芦花，”她抹了把眼角的泪，声音带着点沙哑，“昨儿个来的那个张老太，冻得连路都走不动，身上的单衣薄得像张纸，风一吹就贴在身上，再不添点暖和的，怕是熬不过这几天。芦花是阿强上礼拜去河边割的，晒得干，比棉花轻便，也能挡点寒。”
话音刚落，张婶就扶着个拄拐杖的老木匠进来了。老木匠姓周，六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全白了，梳得却整齐，左手少了两根手指，空荡荡的袖口晃着，是在天津修铁路时被日军的刺刀砍的——当时他不肯给日军抬炮，被日军抓住，硬生生剁了两根手指。“姑娘，求口热粥喝，”老人的声音发颤，拐杖头磨得发亮，一看就拄了很多年，“天津的铁路被日军占了，他们抓我们去修炮楼，白天干十五个时辰的活，晚上就关在茅草棚里，吃的是掺沙子的高粱米。我偷偷跑出来，老伴和儿子都被他们杀了，儿子才十六岁，就因为多说了句‘鬼子不是人’，就被他们用枪托活活打死……”
朱成碧赶紧舀了碗热粥递过去，粥勺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她又从灶台上拿了块冻豆包——是前几天蒸的，用的是最后一点小米面，蒸出来的豆包又小又硬，却带着股淡淡的米香：“您慢点喝，粥烫。后院有柴房，铺了稻草，您先住着，等天暖和点，再想办法。要是您不嫌弃，以后就帮着膳房修修桌椅，咱们有粥一起喝。”
周木匠接过粥碗，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些在手上，他却没擦，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姑娘，谢谢姑娘”，眼泪掉在粥碗里，漾起一圈圈涟漪。
陈玄这时从外面回来，灰布棉袍上沾着雪，领口别着个铜制烟盒，烟盒很旧，表面的铜绿都磨掉了些——这是地下党联络员老吴给的，里面藏着张用米汤写的密信，得用醋熏才能显影。他进门先跺了跺脚上的雪，雪沫子落在青砖地上，很快化成水：“华北出事了，”他把烟盒轻轻放在灶台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外面的人听见，“日军逼着国民政府签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全让出去了，现在北平、天津到处都是日军的岗哨，老百姓稍微多说一句‘抗日’，就被抓去‘问话’，好多人进去了就没出来。”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传单，传单边缘都磨破了，上面印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黑体字，是沈青从北平带来的：“沈青说，北平的学生都在罢课游行，举着标语喊口号，却被军警用水龙和警棍打，水龙里的水是冰的，浇在身上，冻得人直打哆嗦。好多学生都被抓进了监狱，监狱里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只能睡在地上，每天就给一碗冷粥。”
朱成碧接过传单，小心地折好，藏进账本夹层——账本已经用了两年，纸页都泛黄了，里面还夹着去年张营长留下的半块冻豆包和那片干枯的枫叶，冻豆包早就硬得像石头，枫叶却依旧红得刺眼。“咱们藏在灶膛夹层的草药，没被发现吧？”她问，眼里满是担忧——那是老魏上月从皖南送来的柴胡和金银花，是治感冒和痢疾的良药，现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陈玄摇头，走到灶膛边，用铁铲轻轻拨开灶灰，露出里面的夹层：“放心，我用‘掩气诀’把药味盖住了，就算日军来查，也只会以为是灶灰味。只是粮越来越少了，刚才去米行，王老板说，日军把上海周边的粮库都封了，只许卖掺了沙子的‘混合米’，还卖得死贵，一斤要五十文，比上个月贵了两倍。”
入春后，天还是冷得刺骨，刮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人脸上生疼。难民营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从华北逃来的，有的衣衫褴褛，有的带着伤，还有的怀里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朝歌膳房的粥锅从早到晚都没停过，却还是不够分，晚来的人只能喝到些粥水，连野菜叶都捞不着。
有天早上，朱成碧刚推开店门，就看见巷口躺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女人穿的棉袄破得露了棉絮，怀里紧紧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婴儿用块破布裹着，脸冻得发紫，连哭声都微弱得像小猫叫，只有胸口微微起伏，证明还活着。“这是从保定逃来的，”旁边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叹着气说，“她男人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说是去修工事，到现在都没回来。她怀着孕逃出来，在路上生的孩子，没吃的没喝的，已经两天没合眼了，昨晚就躺在这儿，我给了她块烤红薯，她舍不得吃，全喂给孩子了。”
朱成碧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女人扶起来，女人的身体烫得吓人，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水……孩子……”。她让阿福去烧锅热水，又从自己的箱子里翻出件旧棉袄，是陈玄给她做的，虽然有点旧，却很厚实，她毫不犹豫地拆了，取出里面的棉花，给婴儿做了个小襁褓。陈玄这时也回来了，见状赶紧用指尖在婴儿眉心点了点，一缕淡金色的暖光注入——婴儿的哭声终于大了些，小手还抓了抓襁褓，女人看着孩子，眼泪掉在襁褓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谢谢你们，你们是我们娘俩的救命恩人……要是孩子能活下来，我一定让他记着你们的好。”
沈青这时也过来帮忙，他蹲在旁边给女人喂水，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她。沈青会修收音机，前几天把膳房里那个破旧的收音机修好了，每天晚上都能收到北平的抗日广播。“今晚有重要消息，”沈青调试着收音机，旋钮上的漆都掉光了，露出里面的金属，“听说红军到了陕北，要跟东北军合作抗日，咱们终于有盼头了！以后再也不是咱们自己跟鬼子拼了，会有更多人跟咱们一起抗日！”
难民们听到这话，都围了过来，挤在收音机旁，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滋滋啦啦的，却没人抱怨。当广播里传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时，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个从东北逃来的老汉抹着泪说：“要是早这样，咱们的孩子也不用遭这份罪了……我儿子要是还在，也能跟着红军一起打鬼子了。”
入夏后，上海的天气变得闷热，像个大蒸笼，让人喘不过气。难民营里开始流行痢疾，不少难民上吐下泻，浑身无力，却没药治。朱成碧和陈玄急得团团转，老魏送来的草药早就用完了，去药铺买，药铺老板却摇着头说“日军把治痢疾的药都扣了，说是‘军用物资’，老百姓想买都买不到，就算有，也贵得离谱，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周木匠这时拄着拐杖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野菜，叶子绿油油的，是马齿苋。“姑娘，这种草能治痢疾，”老木匠的声音很肯定，“我在天津的时候，村里闹痢疾，没钱买药，就靠吃这个好的。这种草到处都是，郊区的田埂上、河边都有，咱们去挖点回来，煮水给生病的难民喝，肯定管用。”
朱成碧听了，赶紧让阿福和阿强跟着周木匠去挖马齿苋。中午的太阳晒得人头晕，地面滚烫，他们却不敢停，手里的镰刀不停地割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周木匠虽然少了两根手指，却割得很麻利，他说“多挖点，能救一个是一个，咱们不能看着乡亲们活活病死”。
挖回来的马齿苋洗干净，放进大锅里煮，水开后，一股清苦味飘了出来。朱成碧给每个生病的难民舀了一碗，看着他们喝下去，心里既期待又紧张。没想到第二天，真的有难民说“不拉肚子了，身上也有力气了”，朱成碧松了口气，赶紧让张婶把剩下的马齿苋晒干，藏在腌菜缸底，以备不时之需。“还是周师傅有办法，”朱成碧笑着说，“等以后太平了，咱们请您做套新家具，放在膳房里，让大家都记住您的功劳。”
周木匠摆了摆手，笑得很朴实：“姑娘，别说这些客气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我就算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日军突然在闸北进行“大搜查”，说是“抓捕共党分子”，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日本兵和伪军，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挨家挨户地查，稍有不顺从，就拳打脚踢。
十几个日本兵踹开朝歌膳房的门，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他们翻箱倒柜地查，碗碟摔得满地都是，连腌菜缸都要掀起来看，缸里的咸菜撒了一地，散发着酸味。沈青藏在柴房的收音机零件盒被搜了出来，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举起军刀就要砍，嘴里还喊着“八嘎！抗日分子！”。
周木匠突然扑上去，用身体挡住沈青，他的拐杖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他只是个学生，你们别杀他！要杀就杀我！我是中国人，我不怕你们！”
日本兵一脚把周木匠踹倒，周木匠摔在地上，嘴角流出血来，却还是挣扎着要爬起来。日本兵的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冰凉的刀锋贴着皮肤，周木匠却没怕，眼睛瞪着日本兵：“你们这些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陈玄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几盒日本烟，又塞了些银元给那个日本兵，脸上陪着笑：“太君，误会，都是误会！他只是个木匠，脑子不太好使，这学生是来投奔亲戚的，不懂事，您别跟他们计较。这些烟和钱，您拿着，买点酒喝。”
日本兵收了烟和银元，脸色缓和了些，对着其他日本兵摆了摆手：“走！”说完，还狠狠踹了周木匠一脚，才扬长而去。
等人走后，大家赶紧把周木匠扶起来，张婶用布条帮他擦嘴角的血，沈青扶着周木匠，眼泪掉了下来：“周师傅，谢谢您……都是我不好，连累了您。”
周木匠笑了笑，拍了拍沈青的手：“傻孩子，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保护你，谁保护你？你是学生，是国家的希望，以后还得靠你们建设国家呢。我这把老骨头，挨几脚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
入秋后，时局更乱了。日军在上海增兵，军舰停在吴淞口，炮口对着闸北，像一头凶猛的野兽，随时准备扑上来。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盘旋，撒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传单，传单飘在地上，被难民们踩在脚下，谁也不看。
难民们越来越怕，有的想往南方逃，却发现路都被日军封了，路口设了岗哨，盘查得很严，“说是‘防止流民闹事’，其实就是不让咱们走，想把咱们困在这里，当他们的‘顺民’。”一个从南京逃来的难民说，“我听说南京那边也不太平，日军在周边修了很多炮楼，怕是迟早要打过来。”
朱成碧和陈玄商量着，得把膳房的物资转移到租界里，闸北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日军搜查，物资要是被搜走，难民们就没了指望。他们找杜先生帮忙，杜先生在租界里有个小仓库，平时用来放洋行的货物，现在正好空着。“现在闸北太危险了，”杜先生坐在膳房的板凳上，喝着小米粥，“日军随时可能动手，你们得早做打算，最好把难民也转移到租界边缘，至少租界里有工部局管着，日军不敢太放肆，能安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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