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之辨（2/2）
传播礼教（义），展现了义利统一的实践智慧。晚明思想家李贽在《焚书?答耿中丞》中批判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虚伪性，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试图在物质欲望中重建义的根基，预示着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
市井文化中的义利叙事呈现出多元面相。《水浒传》智取生辰纲的情节中，晁盖等人打着替天行道旗号劫取不义之财，将
解构为江湖道德对官方秩序的替代性正义。这种叙事在《三言二拍》中演变为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故事：小商人施复拾金不昧（义），最终获得商业成功（利），构建了以义致利的市民伦理。清代晋商创设的
制度，其忠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与汇通天下的商业目标相互支撑，在平遥日升昌票号的楹联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中，义利之辨转化为商业伦理的实践智慧。
三、现代性冲击下的价值解构与重构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传统义利观遭遇空前挑战。严复翻译《国富论》时，刻意用
译jtice，试图在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寻找与传统义利观的对话接口。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提出合公私之德而无所偏，将西方个人主义与儒家
的概念嫁接，开启了义利观的现代诠释路径。值得关注的是，张謇等近代实业家践行棉铁主义（利）的同时，创办南通博物苑、师范学校（义），创造了实业救国的义利统一范式。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义利之辨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理想，将
升华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价值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学雷锋运动中具象化，形成独特的道德实践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引发新的义利之思。1987年全国十大杰出企业家评选中，马胜利等改革者既追求企业效益（利），又强调承包为本，信誉是金（义），标志着传统义利观在现代商业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
当代社会的物质主义浪潮，使钱财如粪土的古训面临解构危机。大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额从2000年的20亿美元激增至2023年的630亿美元，折射出部分群体的价值排序失衡。但与此同时，希望工程蚂蚁森林等现代公益模式的兴起，又展现出新型义利观的生长：互联网平台将个体消费行为（利）转化为公益捐赠（义），实现了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数字化融合。这种转变在杭州城市大脑
的智慧治理中尤为显着：通过交通数据优化（利）节省的社会成本，被用于老年人智能设备培训（义），构建了技术时代的义利共生范式。
四、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对话：从文明冲突到伦理共识
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语境下，传统义利观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伦理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2013年启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哈萨克斯坦扎纳塔斯风电场项目中，中企不仅投资建设电站（利），还捐建当地医院、学校（义），实践着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新型国际合作理念。这种理念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中升华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全球伦理，将中国传统义利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比较伦理学的视角揭示出义利之辨的人类共性。与儒家义以为上形成跨文明呼应的是，印度《薄伽梵歌》提出无欲而有为的业力伦理，强调行动本身的道德价值超越功利计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工具善与目的善，认为幸福（eudaionia）作为最高目的善，需通过德性（arete）的实践达成。这些不同文明的价值思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2024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义利共享基金机制，将跨国企业的利润分成（利）与发展中国家疫苗普及（义）绑定，创造了全球化时代的义利统一新范式。
站在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的文明新起点，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古老智慧获得了新的诠释维度。当区块链技术实现公益捐赠的全程溯源（利的透明化），当chatGpt被用于伦理困境的辅助决策（义的技术化），人类正在创造超越传统义利二分的认知工具。但正如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所揭示的，技术理性永远需要伦理价值的引领——这恰是传统义利之辨在数字时代的终极启示：物质财富的积累（利）如同土壤中的养分，唯有通过伦理价值（义）的光合作用，才能生长出文明的参天大树。这种对义利关系的生态化理解，或许正是破解现代性困境的关键密钥——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抉择，而是如《周易?系辞》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动态平衡，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运动中，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从良渚玉琮到数字人民币，从儒家讲堂到元宇宙伦理实验室，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千年低语，始终在提醒人类：真正的财富，是让每个灵魂都能在义的阳光下自由生长；真正的文明，是让物质的溪流永远奔涌在伦理的河道之中。这种对价值秩序的永恒追求，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原乡。当我们在人工智能的清晨回望历史，会发现那些在黄土中闪耀的玉琮，那些在典籍中燃烧的
字，早已为我们照亮了通往未来的道路——一条让钱财成为文明基石，让仁义成为星空坐标的永恒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