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之辨（1/2）

一、话语建构的历史溯源：从原始巫术到伦理哲学

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址中，玉琮等礼器与日用陶器的分野已揭示出早期人类对价值秩序的初步建构。良渚文化的玉琮以天圆地方的形制沟通神俗两界，其象征的精神价值远超实用功能，恰似后世仁义值千金的隐喻——当原始先民将玉器从普通石器中剥离，赋予其通神的神圣性时，已在无意识中完成了精神价值超越物质价值的认知革命。这种价值排序在商周甲骨文中得到文字学印证：字从

从，以祭祀用的羊象征超越个体的神圣价值，而

字最早写作，从

从，暗示金属货币的工具属性。

《周易?系辞》崇高莫大乎富贵与圣人之大宝曰位的论断，看似肯定物质价值，实则隐含着以位守义的价值秩序。这种义利观在《尚书?洪范》中具体化：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粮食（食）与货币（货）虽居前两位，却需通过祭祀（祀）、伦理（司徒）、法律（司寇）等精神性制度加以统摄，形成以义制利的早期治理哲学。春秋时期的管仲虽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却在《管子?牧民》中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物质基础与精神价值置于动态平衡的系统中。

儒家学派则完成了义利之辨的哲学建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人格类型划分确立价值等级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

字出现11次，多与

对举，而

字出现24次，常与

礼联动，形成仁—义—礼的价值链条。孟子见梁惠王时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论断，看似极端，实则是对战国时期上下交征利社会危机的矫枉过正。这种话语策略在《孟子》文本中形成义的语义霸权，却为后世留下义利对立

的诠释空间。

二、伦理实践的多维镜像：从士大夫精神到市井伦理

汉代以降，义利之辨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试金石。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朱家、郭解等

立传，其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描述，构建了民间社会的侠义伦理范式。这种伦理在唐代传奇中演变为《红线传》《聂隐娘》的形象，将

的内涵从江湖救急拓展到家国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唐代长安西市的

作为早期金融机构，既经营货币借贷，又设立

赈灾，体现了商业资本与伦理责任的制度性融合。

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哲学化重构，深刻影响了近世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将义利之辨提升到天理—人欲的本体论高度。这种二元对立在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中得到调和：《传习录》记载王阳明处理南赣匪患时，既推行十家牌法强化基层治理（利），又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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