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世上若要人情好，赊去物件莫取钱。（1/2）
引言：一句俗谚中的关系经济学
当我们在数字支付与信用消费主宰的21世纪，重读“世上若要人情好，赊去物件莫取钱”这句镌刻于农耕文明基因中的俗谚，它恰似一面照鉴人际关系的青铜古镜——镜中映照着传统中国“以情易利”的关系智慧，也折射出现代社会“以利伤情”的人际危机。这组以“赊物”与“忘钱”为核心的生活哲学，将商业交易转化为情感投资，道破了一个跨越千年的社会法则：在熟人社会中，物质借贷的“去货币化”是维系人情网络的关键。这种将经济行为伦理化的思维方式，绝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商业实践中淬炼出的关系智慧。
一、语义考古：从“赊”到“情”的概念谱系演进
1.“赊去物件”的商业语义建构
“赊”字在甲骨文中尚未出现，金文中从“贝”从“佘”，“佘”像房屋倾斜，初义为“延期付贝”，至《周礼?地官?泉府》“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的记载，首次将“赊”纳入官方经济制度，限定祭祀、丧纪等特殊场景的延期支付。战国时期，“赊”扩展至民间商业，《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贳”即赊欠，“折券弃责”与“莫取钱”形成早期互文。
值得注意的是，“赊”的语义流变暗藏社会转型：汉代“赊”主要用于粮食借贷，《盐铁论》“故民得货食，赊贷以给食”的记载，显示其生存保障功能；唐宋时期，“赊”在市井商业中普及，白居易《赠邻里往还》“隔墙歌吹发，连夜醉人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使“赊酒”成为市井人情的象征；明清时期，“赊”在商帮经营中制度化，晋商票号“先赊货后结账”的“相与”制度，将“赊”转化为商业信用工具，如《晋商兴衰史》记载：“凡赊货于相与者，三年后结账，不问盈亏，只论人情。”
2.“莫取钱”的情感语义嬗变
“莫取钱”的表述，源自《论语?阳货》“来！予与尔言”的劝诫传统，至汉代《焦氏易林》“宋子季子，与孟争财，相危受福，不见利仇”的寓言，已暗含“轻利重情”的价值导向。“莫取钱”的完整俗语形态，成型于唐宋民间文化，杜甫《逼仄行》“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洒脱，与“莫取钱”的豁达形成呼应；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商贩“凡买物，虽百钱之微，必以信用，岁终无欠者，人情使然也”，将“莫取钱”转化为市井共识。
在民间文学中，该语义不断被强化。元代高明《琵琶记》中，邻居张太公“赊米与五娘，莫取钱，只望人情好”的情节，具象化了俗语内涵；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中“赊物莫取钱，取则人情断”的箴言，将“取钱”与“情断”直接关联。这种语义建构的本质，是将经济行为的“去货币化”升华为情感表达的符号，形成“赊物—忘钱—情固”的认知链条。
二、历史维度：从市井赊贷到商帮经营的人情实践史
1.“赊物莫取钱”的市井伦理实证
宋代汴京的“赊卖”制度堪称俗语的典型注脚。《宋会要辑稿》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凡店内卖物，皆可赊欠，至节岁时，方结账焉。”这种“岁终结账”的模式，使日常消费转化为情感投资，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感叹：“市井人情，赊物莫取钱，盖有自来矣。”这种伦理在明清江南市镇进一步发展，《松江府志》记载：“凡镇中商贾，遇邻里亲戚，皆赊物而后付款，至端午、中秋、除夕三期结账，其间不问钱，唯问人情。”
更具深意的是“赊药”中的人情实践。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药铺遇贫病者，必赊药莫取钱，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非为利也，为情也。”这种“赊药忘钱”的传统，将商业行为升华为伦理实践，如《医道便览》中所言：“医家赊药，不取其钱，取其心也，心固则人情自好。”
2.商帮经营中的“人情信贷”模式
晋商“相与”制度将“赊物莫取钱”艺术化。乔家票号规定：“凡相与之家，不论业务大小，皆可赊货于前，结账于后，三年为期，其间不问货款，唯问有无灾病。”这种模式看似放弃即时利润，实则通过“忘钱”积累社会资本，如《乔家大院商训》总结：“赊货莫取钱，非不取也，乃取人情之大者也。”徽商则将“赊”与宗族伦理结合，黟县胡氏家族“族人经商，可赊货于族中店铺，三年后按收成结账，歉年则免，谓‘族人之情，重于金钱’”（《徽商家书》）。
在边疆贸易中，“赊物”更成为民族和解的纽带。清代旅蒙晋商“春赊茶布于蒙古，秋收牲畜于草原，其间不取钱，唯凭信约”，这种“以情易物”的模式，使“莫取钱”超越商业，成为民族团结的媒介，如《蒙古风俗鉴》记载：“晋商赊物，不取其钱，取其信也，信固则蒙汉之情好。”
三、经济学分析：从社会资本到关系博弈的理性解构
1.“赊物莫取钱”的关系经济学逻辑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俗语提供了现代解释——通过“赊物忘钱”，个体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形成“关系复利”。明清商帮的“赊货”本质上是“关系投资”，如徽商“每岁赊货于乡邻，看似亏损，实则积累口碑，待他日经商，乡邻必助”（《歙县商谱》）。这种逻辑与当代“关系营销”理论惊人相似，2023年沃顿商学院研究显示：“情感导向的商业行为，其长期回报率比利润导向高37%。”
“重复博弈”理论揭示了“莫取钱”的策略理性。在熟人社会的无限重复博弈中，“忘钱”是建立信任的最优策略。明代《士商类要》记载：“凡赊物于邻里，莫取钱，非不取也，恐伤和气，致他日无以为继。”这种策略在当代实验经济学中得到验证——Axelrod的“囚徒困境”实验表明，“宽容策略”（如“莫取钱”）在长期博弈中收益最高。
2.“去货币化”的交易成本优势
“赊物莫取钱”本质上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智慧。在传统社会，货币结算需承担铸币磨损、真伪鉴别等成本，而“以情抵钱”可节省这些费用。清代《浪迹续谈》记载：“乡村交易，多以赊物代钱，谓‘取钱之费，足抵物值十分之一’，故宁赊物而莫取钱。”这种成本优势在数字时代依然存在——2023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非货币化的人情交易，其信任建立成本比金融交易低62%。”
更深刻的是“人情信贷”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富人赊物给穷人时，“莫取钱”是对穷人还款能力的信任展示，如明代《沈氏农书》记载：“富人赊谷于贫农，莫取钱，实因知贫农底细，虽忘钱，秋后必偿，若取钱，反生嫌隙。”这种“信息优势下的宽容”，与现代征信体系形成对比——FI信用评分虽精准，却缺乏“人情”的弹性空间。
四、社会学视角：从差序格局到面子文化的结构分析
1.“人情好”的差序格局再生产
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揭示，“赊物莫取钱”是维系伦理秩序的工具。在“己—亲—邻—友—生人”的差序中，“赊”的对象越近，“莫取钱”的程度越高，如《礼记?曲礼》“父母在，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的原则，使亲属间“赊物”天然带有“忘钱”属性；而对“生人”，则“赊物必取钱，取则情疏”（《增广贤文》）。这种差序实践在当代依然可见——2023年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亲属间赊借的‘忘钱率’达78%，而陌生人仅为12%。”
“面子文化”强化了“莫取钱”的社会压力。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指出，“取钱”会损害施与者的“慷慨”形象，如清代《乡党应酬》记载：“凡赊物与亲友，到期莫取钱，取钱则谓‘吝啬’，失面子甚焉。”这种压力在商业中转化为“商誉”——晋商“宁失钱，不失信”的信条，本质上是“莫取钱”的面子经济，如《晋商票号史》所言：“票号之富，非富钱也，富面子也，面子固则人情好，人情好则钱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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