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1/2）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一句，出自明代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短短十字，以最朴素的比喻道破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生理形态，更在于是否承载着文明的记忆与智慧的传承。所谓“通今古”，绝非简单的历史知识堆砌，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知、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对个体存在意义的锚定。反之，若“不通今古”，人便会沦为失去精神内核的行尸走肉，即便披着“衣冠”（文明的外在形式），也与牛马等禽兽无异。
这句格言的生命力，在于它超越了时代局限，直指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在浩瀚的时空长河中，人如何确认自身的“主体性”？本文将从“通今古”的本质内涵、“不通今古”的精神困境、古今中外的实践印证三个维度，深度解析这一命题的哲学深意与现实价值。
一、“通今古”的三重本质：历史认知、文化基因与生命智慧
“通今古”的核心，是构建人与“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联结。它不是对历史细节的机械记忆，而是一种动态的认知能力——通过理解“古”来解释“今”，通过把握“今”来预见“未来”。这种能力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1.历史认知：理解“规律”以规避虚妄
历史是人类实践的“数据库”，其中沉淀着个体与群体生存的基本规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点明“通古今”的首要价值是洞察“变”中的“常”——即人性的恒定性与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人性的恒定性，是历史认知的根基。贪婪与慈悲、自私与利他、怯懦与勇敢，这些人性特质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消失，只是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形态。读《史记?项羽本纪》，我们看到项羽的“刚愎自用”与后世无数失败者的共性；读《资治通鉴》中“安史之乱”的起因，我们能理解权力失衡对社会秩序的毁灭性影响。这些规律的认知，能让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妄——不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特殊的例外”，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困境，多是历史的重演；当下的选择，必在未来留下回响。
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同样需要通过“通今古”来把握。经济周期的波动、权力结构的演变、文明冲突的根源，看似复杂，实则在历史中有着清晰的轨迹。比如，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与农业文明的生存需求直接相关；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其种子早已埋在中世纪城市自治与科技萌芽的土壤中。理解这些逻辑，人便不会被碎片化的信息裹挟，而是能穿透表象，抓住问题的本质。
2.文化基因：锚定“身份”以对抗异化
“通今古”的深层意义，在于承接文化基因，构建个体的精神身份。人是“文化的动物”，正如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都是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这个“符号宇宙”的核心，便是由“古今”延续的文化传统。
文化基因的传承，首先体现为对“价值体系”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价值共识。一个人若不了解这些价值的来龙去脉——比如不知道“仁”在孔子那里是“爱人”的实践，在孟子那里扩展为“民为贵”的政治理想，便无法真正理解其对个体行为的规范意义，更难在复杂的道德困境中做出选择。
其次，文化基因体现为对“精神符号”的共情。春节的团圆、端午的追思、中秋的望月，这些习俗背后是中国人对“家”与“天人合一”的理解；古希腊的悲剧、文艺复兴的绘画、启蒙运动的着作，承载着西方对“人的觉醒”的探索。当一个人能读懂《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怅惘，能理解梵高《星夜》中对生命激情的呐喊，他便与人类文明的精神脉络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让个体摆脱了“原子化”的孤独，获得了“类存在”的归属感。
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正是文化基因赋予人的精神锚点，让人在现代社会的异化浪潮中（如工具理性膨胀、消费主义盛行），不至于迷失自我。
3.生命智慧：超越“有限”以抵达永恒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通今古”能让人在精神上突破时间的桎梏，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从而获得超越个体局限的生命智慧。这种智慧，既是对“如何生活”的指引，也是对“为何而活”的解答。
“如何生活”的智慧，藏在古人的实践经验中。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的人生规划，是对个体成长节奏的洞察；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是面对逆境时的精神调适；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是对“认知与实践”关系的深刻把握。这些智慧并非教条，而是提供了多种“生活范式”——让人知道，除了当下流行的“成功学”，人生还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为何而活”的追问，则需要通过“通今古”来回应。人难免会面临“存在主义危机”：当意识到生命终将消亡，个体的努力是否有意义？历史中无数“不朽者”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屈原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情怀；司马迁以“隐忍苟活”完成《史记》，让精神通过文字超越死亡；梵高生前潦倒，却以画作照亮了人类对美的追求。这些“通今古”的认知，让人明白：个体的有限生命，可以通过创造价值、传承文明而获得“永恒性”。
二、“不通今古”的精神困境：从“工具化”到“禽兽化”的坠落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的警示，核心在于揭示“不通今古”会导致人的“去人性化”——即失去人之为人的精神特质，沦为被本能或欲望驱动的“工具”或“禽兽”。这种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三种典型形态：
1.认知浅薄化：被信息碎片吞噬的“空心人”
“不通今古”的直接后果，是认知停留在“现象层”，无法形成系统的思维框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浅薄化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每天接触海量的新闻、短视频、社交动态，却缺乏对信息的甄别与整合能力；谈论“民主”却不知其在古希腊与现代的区别，讨论“道德”却不懂儒家“义利之辨”的深意；面对社会问题，只会用“非黑即白”的情绪化表达，而非基于历史语境的理性分析。
这种“空心化”的认知，让人沦为信息的“接收器”而非“处理器”。就像牛马只会被动接受自然的馈赠（或鞭挞），无法主动思考“为何如此”，“不通今古”的人也难以理解自身行为的意义——他们追求“成功”，却不知“成功”的标准是谁定义的；他们反对“不公”，却不知“公平”的历史演变；他们渴望“幸福”，却不知“幸福”在不同文明中的多元内涵。最终，认知的浅薄会导致选择的盲从，人被潮流推着走，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
2.价值虚无化：被欲望奴役的“逐利兽”
“通今古”的缺失，会导致价值体系的崩塌。当人不了解历史中“善恶有报”的教训，不理解文化中“义高于利”的传统，便容易陷入“唯利是图”的动物本能。正如《增广贤文》中另一句格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的根基便在“古今”——它是历史经验总结的“底线”，是文化传统确立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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