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2/2）
价值虚无化的现代人，常常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极端膨胀：为了金钱可以违背道德，为了效率可以牺牲情感，为了利益可以抛弃责任。他们像牛马一样被“生存焦虑”驱赶，终日奔波却不知为何而忙；他们追求物质的“丰裕”，却陷入精神的“贫瘠”。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的：现代社会的人失去了“否定性思维”，只关注“如何做”，而不问“为何做”，最终沦为“没有反对思想、没有批判精神的单面人”。这种“单面人”，与“牛马如襟裾”的描述高度契合——他们穿着文明的外衣，却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3.存在孤立化：被时代抛弃的“陌生人”
“不通今古”的人，本质上是“历史的陌生人”——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也无法与未来产生联结，最终陷入存在的孤立。这种孤立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尤为明显：当传统习俗被简化为“节假日”，当经典文本被解构为“段子”，当历史人物被娱乐化为“表情包”，人便失去了与“过去”的精神纽带。
没有“过去”的参照，人便无法理解“现在”的位置。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历史苦难的人，难以产生深沉的家国情怀；一个不了解父母辈奋斗历程的人，容易轻视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一个不读经典的人，难以获得超越性的精神滋养。这种孤立化的极致，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每个人都活在“当下的泡沫”中，认为自己的感受是唯一重要的，他人的痛苦、历史的教训、未来的责任，都与己无关。正如鲁迅在《呐喊》中描绘的“铁屋中的沉睡者”，他们在无知中麻木，在麻木中沉沦，最终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光亮。
三、古今中外的实践印证：“通今古”如何塑造“完整的人”
从孔子周游列国传习“周礼”，到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着《史记》；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到康德对“历史理性”的探索，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一部“通今古”的实践史。无数案例证明：“通今古”不仅是个体精神成长的路径，更是文明延续的根基。
1.中国传统中的“通今古”实践：从“经史子集”到“知行合一”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通今古”，将其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本质上是对上古至先秦历史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总结：《尚书》记录三代政治智慧，《春秋》通过“微言大义”评判历史是非，《易经》则试图从自然与历史的变化中提炼宇宙规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简单的思想垄断，而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构建一套贯通古今的价值体系，为大一统王朝提供精神支撑。
宋代以后，“通今古”的实践进一步深化。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研究事物（包括历史）来穷尽“天理”；王阳明则将“通今古”与“致良知”结合，认为历史中的“善恶”与个体内心的“良知”是相通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让“通今古”不沦为空谈——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正是基于对明亡历史的深刻反思；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担当，更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为未来寻找出路。
反观历史上的“不通今古”者，往往成为悲剧的注脚。隋炀帝好大喜功，不吸取秦亡于“徭役过重”的教训，最终导致隋末大乱；晚清统治者固守“天朝上国”的幻觉，拒绝了解西方历史与科技的发展，终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这些案例印证了“不通今古”对个体与国家的毁灭性影响。
2.西方文明中的“通今古”探索：从“文艺复兴”到“历史哲学”
西方文明对“通今古”的重视，同样贯穿其发展历程。文艺复兴的核心，便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艺术家们通过研究古典雕塑的比例，重新发现“人的美”；思想家们通过解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着作，重新确立“人的价值”。这种对“古”的回溯，并非复古，而是为了打破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为“现代性”寻找精神源头。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将“通今古”提升为哲学命题。伏尔泰撰写《风俗论》，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文明的历史，揭示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历史是“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一个自然过程”，而理解这一过程，需要“通古今”的理性视角。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进一步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每个时代都是这一过程的环节——这种认知，让“通今古”成为把握人类精神发展的钥匙。
西方现代社会的困境，也与“通今古”的断裂直接相关。20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在打破教条的同时，也导致了历史认知的碎片化；消费主义对“当下快感”的推崇，让人们越来越忽视“过去”的价值。这种断裂，使得现代西方社会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身份认同的混乱、价值共识的瓦解、社会撕裂的加剧——这恰恰印证了“不通今古”的危害。
3.个体成长的“通今古”路径：从“阅读”到“反思”再到“实践”
对个体而言，“通今古”不是遥不可及的学术目标，而是可以通过日常实践逐步达成的能力。这一路径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广泛阅读，建立知识框架”。读历史，不仅读事件，更读背后的因果与规律（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的分析）；读经典，不仅读文字，更读其中的人性洞察与价值理念（如《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智慧）；读现实，将新闻、社会现象与历史案例对照（如观察现代企业竞争，可联想《史记?货殖列传》中“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商业逻辑）。
第二步是“深度反思，形成独立判断”。“通今古”不是盲目接受传统，而是带着批判精神理解历史。比如，对待中国传统中的“孝道”，既要理解其维系家庭伦理的积极意义，也要反思其被异化的“愚孝”弊端；对待西方的“民主制度”，既要看到其对权力监督的价值，也要认识到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问题。这种反思，能让人避免“历史教条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两个极端。
第三步是“躬身实践，实现知行合一”。“通今古”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现实生活。一个理解“民为邦本”历史教训的官员，会更重视民生；一个懂得“水滴石穿”道理的普通人，会更有耐心面对挫折；一个知晓“文明冲突”历史的公民，会更懂得包容不同文化。正如王阳明所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通今古”的智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内化为个体的精神品质。
结语：在古今对话中守护人的“精神衣冠”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的警示，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人工智能能轻松存储海量历史数据，当短视频能快速传递碎片化信息，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通”历史，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陷入“不通今古”的困境——因为真正的“通”，不在于知识的“量”，而在于精神的“质”：是否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否能在文化中找到认同，是否能在实践中锚定价值。
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穿着“衣冠”，而在于拥有“精神衣冠”——那是由古今智慧编织的价值体系，是由文化基因铸就的精神品格，是由历史经验支撑的理性能力。守护这袭“精神衣冠”，需要我们始终保持与“过去”的对话，始终带着“古今之识”审视当下，始终以“未来视角”规范行为。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推而广之，一个“通今古”的人，不仅是有知识的个体，更是有精神根基的“完整的人”——他懂得自己从何处来，明白自己向何处去，在浩瀚时空中，始终保持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光芒。这，正是“通今古”对每个生命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