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病历里的“未说之痛” （上）雪夜开箱的旧病历（2/2）

她想起那年秋天收到的录音笔，里面是一尘给孩子们读诗的声音，温柔得像秋阳，读《蒲公英的信》时，还故意捏着嗓子学小蒲公英说话，惹得孩子们笑成一团。她当时反复听了十几遍，说“他的声音真好听”，却没听出录音间隙那几次极轻的咳嗽，没听出他为了让声音听起来正常，提前喝了多少润喉药。

“11月12日，患者拒绝化疗，要求保守治疗，理由‘需筹备公益活动，不能缺席’。”“12月5日，患者出现咳血症状，仍坚持前往山区送诗集，家属（阿哲代签）强烈反对，患者称‘孩子们在等诗’。”

看到这里，林女士的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病历本差点从膝头滑落。她死死攥着纸页，指节泛白，纸边嵌进掌心，留下深深的印子。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场又一场，她在国外的医院里，收到一尘寄来的照片：他站在山区学校的土操场上，身后是堆成小山的诗集，孩子们围着他，手里举着刚写的诗。他穿着件厚厚的棉袄，脸色白得像雪，却笑得格外灿烂。

信里，他写“最近诗社很忙，却很暖，山区的孩子收到诗集时，眼睛亮得像星星”，还说“雪天路滑，摔了两跤，不过没事，爬起来继续走”。原来那不是普通的摔跤，是咳血时没站稳摔倒的；原来那份“暖”的背后，是他忍着咳血的疼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路，把诗集送到孩子手里，怕书被雪打湿，还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书上。

阿哲后来跟她说过，那天一尘回到诗社，棉袄上全是血和泥，咳得直不起腰，却第一时间找她的联系方式，说“要告诉她孩子们很开心”。

“1月3日，患者夜间咳血加重，急诊入院，诊断为肺癌伴少量咯血，予止血治疗。住院期间仍坚持修改诗社年报，称‘要让赞助方看到成果，明年才能继续捐钱’。”

林女士想起次年春天收到的诗社年报，打印得格外精致，里面有孩子们的笑脸，有漂流箱的分布图，还有详细的资金使用明细，最后一页是一尘写的寄语：“诗是寒冬里的炭火，能暖人，也能照亮路。”她当时把年报夹在日记本里，说“等回去一定要好好夸夸他”，却不知道这份年报，是他在病床上，一边输着液一边修改的，字迹因为手麻而有写歪斜，却依旧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

病历的最后几页，是他手写的用药记录，每种药后面都标着“不影响发声”“无明显呕吐反应”“不影响走路”，像在给“诗社工作”列一份合格清单。最末页的空白处，画着个小小的向日葵，花盘里写着她的名字，旁边写着：“再撑撑，等她回来。”

雪光从阁楼的气窗照进来，落在病历上，映得林女士的眼泪格外晶莹，像撒在纸页上的碎钻。她把脸埋进那片深蓝色的棉布，布上还留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薰衣草的清香——是她当年寄给一尘的香囊味道，他把香囊里的干花倒出来，用布裹住了这本病历，像在给这份疼痛，盖上一层温柔的棉被。

她终于知道，那些她以为的“岁月静好”，那些她在国外小心翼翼守护的“平安”，全是他用生命扛起来的温柔。他像一棵被积雪压弯的向日葵，明明已经承受不住，却还是努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朝着她的方向，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只为让她在远方，能安心地等待春天。

阁楼外的雪还在下，落得又轻又密，像在给这个冬天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林女士把病历小心翼翼地裹回布里，放回行李箱的最底层，上面依旧叠着那些打满补丁的毛衣。她知道，这份未说出口的痛，她要替他好好珍藏，像他当年珍藏那些对她的牵挂一样。

走下木梯时，她的脚步很轻，怕惊扰了雪地里的宁静。院子里的双生花盆栽上，落了层薄薄的雪，像盖了层糖霜，幼苗的叶片在雪下微微舒展，仿佛在积蓄着力量，等待春天的到来。

林女士蹲在花盆旁，轻轻拂去叶片上的雪，指尖触到叶片的坚韧，忽然想起一尘在病历上写的那句话：“再撑撑。”

是啊，再撑撑。等雪化了，等花开了，等孩子们的诗会办起来了，她要把这些未说的痛，都变成诗里的暖，告诉每个来诗社的人：有一种爱，叫“我疼没关系，只要你能好好的”。

雪还在落，诗社的屋顶渐渐变成了奶油色，像个被时光温柔捧着的蛋糕。林女士站在雪地里，望着阁楼的方向，仿佛看见一尘正坐在阁楼的旧书桌前，对着窗外的雪笑，手里拿着本诗稿，说“你看，雪落在纸上，像给诗句加了韵脚”。

她朝着阁楼的方向，轻轻说了句：“我知道了，一尘，我都知道了。”

风带着雪沫吹过，卷起她斗篷的衣角，像在替一尘回应。远处的巷口，传来孩子们堆雪人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混着诗社的木门“吱呀”声，像一首正在写的诗，虽然带着疼，却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