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6章 荆湖定大战将至（1/2）

第286章荆湖定大战将至

当日，杨维桢离去时，石山就立于堂前，目送其人远去，看着对方略显佝偻的背影消失在省衙门槛外的天光里，石山的心中并无多少失落，反而如明镜般透彻。

此人品性宽厚，为官多年还能不易初志，心中始终装着黎庶，确有可贵之处。

但其性格过于耿直刚硬，做事缺乏转圜，若委以亲民重任，主政一方，在这乱世之中，恐难应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极易因不通权变而好心办成坏事，徒惹一堆麻烦，也伤其自身。

不过，这等耿介之人，若能用为言官，以其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秉性，置于监察百官的岗位，则恰如利剑出鞘，正是肃清吏治、震慑宵小的绝佳人选。

更何况，杨维桢江东文坛泰斗、士林领袖的身份，本身就是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

若能成功招揽此人，对于安抚、吸纳江东地区那些尚在观望的文人士子，无疑能起到千金买骨之效，极有利于红旗营在此地扎根。

这笔账，石山算得很清楚。

但红旗营能从徐州脱颖而出，一步步壮大至如今雄踞东南的体量，靠的并不是某几位大贤献策。而在于随事而制，夯实根基，在于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与源源不断培养、吸纳的人才梯队。

石山向来将事业的成败系于整体，而不是某一个人。

对杨维桢的招揽，本是因其人破城后被俘而顺势为之的试探，能成功固可喜，添一得力臂助与一面文坛旗帜；不成，亦没什么大碍，红旗营前进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滞。

相比之下，那些尚未踏入官场，或功名不显的各地年轻士子，他们身上没有“沐浴皇恩”的历史包袱，建功立业之心更为炽热，更渴望一个能让他们施展平生抱负的平台。

而红旗营以雷霆之势席卷淮西、浙北，疆域不断扩大，军威日盛，俨然已经初步具备开国气象，对这些胸怀大志的年轻士子而言，散发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自苏州府率主力南下以来，石山便着意于此。

或是亲携薄礼，登门拜会隐于市井乡野的贤才；或是遣心腹持其亲笔信函，殷殷相邀；或是鼓励麾下文武举荐所知；又或是广贴招贤榜文，明示求才之诚与用才之公。

这段时间内，他便又陆续招揽了三十余名江东士子。

其中学识、名望较高者，有躲避战乱寓居湖州的江西江州士人张羽，其诗文清丽，见解不凡；有常遇春攻占崇德州后极力举荐的该地士子贝琼，熟知地方民情；

有随父亲宦游而寄居湖州的四川嘉州才子杨基，聪颖机敏；还有游学于杭州的常州士子徐贲等，共计九人，皆为一时之选。

红旗营这段时日攻城略地，连取镇江、常州、苏州等七府数十州县。

地盘和军队都在急速膨胀，如同饥渴的巨兽，亟待大量识文断字、通晓庶务的人才填充进各级行政、军事机构，将新占领区真正转化为稳固的统治区。

因而，石山于百忙之中，分批接见了这些投效红旗营的士子。

他不看经义（因为也看不懂），除了文章辞采之外，更注重与这些士子深谈，察其秉性，考校他们对时局的见识与处理庶务的能力。

随后，根据各人才具高下与性格特点，或直接授予县令、主簿等亲民官职，或派往厘金、转运等厘务部门，或留在元帅府身边充作幕僚、参军等职，悉心培养，以待他日能有更大作为。

即便才学稍逊者，石山也能将之安排至各卫所军中担任书办之职，总有用武之地。

乱世之中，乾坤颠倒，社会阶层流动加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迹一再上演。石元帅求才若渴、唯才是举的名声，随着这些士子的任用而迅速传播开来。

但有一技之长，不问出身门第，皆有机会在红旗营这方新天地中博取功名富贵，这无疑对广大在蒙元没有门路做官的士子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

战场主动权既已掌握，便不容白白浪费。在大力招揽人才，并着手改革杭州城市管理办法（如之前的税制改革），全力稳定城中秩序的同时，石山的军事扩张步伐也并没有有片刻的停歇。

红旗营主力各卫自常州府开始便连续攻坚，将士们已经颇为疲惫，正可利用这段间隙，在杭州城内进行战斗总结、兵员补充和必要的休整，以恢复其锐气。

大刀敖、邓友隆、赵普胜、缪大亨等新锐兵马如同数支利箭，已向杭州府周边兵力空虚的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新城、富阳等县城射去，并伺机夺取昱岭关与千秋关。

这两处关卡均建于西部险峻山岭之中，扼守着通往徽州路、宁国路的咽喉要道，易守难攻。

但这些关隘最初的军事设计，主要是为了防御来自西面（如徽州方向）的敌人进攻杭州，因此关隘的防御工事、兵力配置，多是面向西侧，对于来自杭州方向的攻击，其防御就要薄弱许多。

红旗营一旦大军拿下这两处关卡，不仅补全了杭州府本身防御体系，更打开了向西面拓展的通道，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意义重大。

此后数日时间里，余杭、临安、富阳三城相继克复的消息传回杭州，杭州府全境光复指日可待。

但就在各路偏师高歌猛进之时，来自荆湖方向的情报，送来了石山提防已久的消息：八月十三日，元军经过长期围困和激烈战斗，终于攻陷了徐宋政权的都城蕲水县。

从去年正月徐寿辉部将邹普胜、项普略等率大军渡江，掀起席卷湖广、江西、江浙的滔天巨浪算起，江南元军与徐宋大军之间的惨烈厮杀，已持续了整整一年半之久。

长期且惨烈的大战，早已让承担主要进攻任务的元军各部师老兵疲，军中上下都积郁着浓重的暴戾之气。

对于前线那些手握重兵的行省统帅而言，战后最快恢复士气、安抚部众的办法，几乎毫无悬念。

——那便是默许，甚至纵容麾下士卒在徐宋核心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屠城与劫掠，以此作为犒赏，让士兵们积累的压抑和兽性得以彻底发泄，并削弱这些地区百姓再次作乱的潜力。

但军队一旦放纵劫掠，必然会陷入组织涣散、军纪废弛的混乱状态，短期内难以重新集结投入新的战斗。而徐宋政权核心控制区民生、经济也将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社会结构濒临崩溃。

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元军后续清剿徐宋残部、重建地方基层组织、恢复社会秩序的难度。以蒙元朝廷深入骨髓的腐朽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没有三五年时间，别想彻底稳定这些饱经蹂躏的地区。

即便只考虑眼前，元军在剿灭徐宋主力后，想要立刻挥师东进攻打红旗营，也绝非易事。

参与围剿徐宋政权的元军成分很复杂，来自四川、陕西、河南、江西等多个行省，还夹杂着大量的地方地主武装和降兵。

这些行省自身也是有一大摊子烂事，内部叛乱、民变此起彼伏，各路统兵将帅归心似箭，都盼着尽快撤军回防，平定本行省境内的动乱。

而石山的发展战略与徐寿辉四处点火、全面开的模式也不同。

他起兵后的战略目标明确而集中，主要夺占的是淮南行省和江浙行省的部分核心区域，并未触及其他行省的根本利益。

对于四川、陕西、江西、河南等行省元军而言，红旗营的威胁还远得很，让他们出兵协助江浙行省剿贼的意愿和积极性，必然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元廷在荆湖前线，缺乏具有足够威望和魄力的重臣统一指挥、协调各方。

各路兵马隶属不同行省，各有算盘，想要让他们在战后迅速整合起来，形成指向红旗营的铁拳，其间需要多少扯皮、妥协、利益交换其效率之低下，可以想见。

尽管如此，石山也绝不会将自身安危寄托于敌人的低效与内耗之上。

无论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区，尽快消化吸收，将其转化为坚实的战争潜力，还是未雨绸缪，积极备战，迎接迟早会到来的大规模战争，他都不能等到元军真正大举东进之后，再被动地调整战略。

接到荆湖军情的当日，石山就召集麾下诸将研究战局。

杭州，红旗营元帅行辕。

作战室内气氛凝重，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红旗营控制区及周边地形舆图，山川河流、城池关隘，一目了然。各卫都指挥使齐聚一堂，目光都聚焦在地图前。

军令司作战参军赵庸手持一根细长的竹鞭，指向舆图上蕲州路的位置，向众人介绍最新态势：

“七日前，元军攻破徐宋都城蕲水，根据元军大规模兵力集结调动规律，军令司研判，预计最快在九月中旬前后，元廷可能从荆湖方向抽调规模超过二十万的大军，对我军控制区发起进攻。”

赵庸的推断，更多是基于纯粹的军事逻辑和线性推演，难免会高估元廷那臃肿的官僚体系的动员效率和各方势力的协作速度。

石山对此判断有所保留，他深知元廷内部的重重矛盾与掣肘，并不认为元军能如此“高效”地开启另一场大战。

但料敌从宽，他并未点破赵庸的预估，而是将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将领，沉声开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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