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热血与冷静（1/2）

广场辩论事件后的校园，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的炭火，表面平静，内里却仍有余温。

奖学金落选的消息，像一根刺扎在我们三人心里，但表现方式各不相同。

赵瑞龙表现得最为“洒脱”。他当着我们的面，把那份落选通知单折成纸飞机，从窗口轻轻一掷：“呵，正好，我本来也没指望那点钱。”

纸飞机在风中打了个旋，飘向楼下。但我知道，他昨晚在梦里咬牙切齿地说了句：“凭什么。”

陈默则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他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关于奖学金评定标准的若干思考》，准备递交系里。我劝他慎重，他却说：“如果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读书何用？”

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一方面，我觉得陈默做得对；另一方面，赵瑞龙的“现实论”又在耳边回响。

这天下午，我在图书馆遇到了沈清薇。她正在看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眉头紧锁。

“你也对农村问题感兴趣？”我在她对面坐下。

她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忧虑：“我在想，广场上那些同学争论的宏大命题，和这些书里描写的现实之间，到底有多大距离。”

她推过一张信纸，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这是我父亲刚从乡下调研带回的资料——去年全省农民人均负担占收入的28.7%，很多地方还在打白条。”

我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突然觉得，我们在校园里的争论是多么苍白。

“所以，”沈清薇轻声说，“有时候我在想，热血固然可贵，但冷静的思考也许更重要。”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晚上回到寝室，陈默正在奋笔疾书他的“万言书”，赵瑞龙则在对着一面小镜子练习微笑——据说他最近在争取进入学生会的外联部。

“致远，”陈默头也不抬，“你来帮我看看这段论述够不够有力。”

赵瑞龙放下镜子，嗤笑一声：“还写呢？小心写成第二份《农民负担调查》。”

这话刺痛了我。我想起沈清薇给我看的那些数据，想起父亲在田里劳作的身影。

“陈默，”我走过去，按住他疾书的笔，“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方式。”

陈默不解地看着我。

“我收到家里的信，”我拿出那封皱巴巴的家书，“父亲说，今年村里的提留款又涨了，为了凑齐我的生活费，他把家里的猪提前卖了。”

寝室里安静下来。

“我们在学校里高谈阔论的时候，”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有多少像父亲这样的人，在默默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陈默沉默了，手中的笔缓缓放下。

赵瑞龙也收起了戏谑的表情，难得认真地说：“所以我说，改变需要智慧，不是光有热情就够的。”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门外站着系辅导员和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

“介绍一下，”辅导员神色严肃，“这位是校学生处的王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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