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晋西北（1/2）
1938年4月的上海，雾是带着黏性的棉絮，从凌晨开始就裹着苏州河的褐浪往岸上爬。码头上的烂木桩泡在水里，把日军岗哨刚踩出的皮靴印泡得发虚，退潮时留下一圈圈泛着油光的印记——那是昨夜洋行货轮漏出的煤油，混着岸边贫民窟飘来的煤烟味、油条摊的油烟气，在清晨的空气里酿出一股说不出的浑浊。朝歌食肆的木招牌就挂在巷口第二家，红漆已经斑驳，“朝歌”两个字却被朱成碧擦得发亮，她每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用浸了清水的粗布把招牌再擦一遍，动作慢而稳，像是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也像是在对抗这乱世里的潦草。
此刻朱成碧正蹲在后院的地窖门口，指尖凝着一丝几不可察的淡白微光，轻轻拂过最外层的面粉袋角。那袋底衬里裹着三个苏联航空火花塞，黄铜材质的零件被油纸包了三层，她用《饕餮记》里的食灵术浸了层麦香，连檐下打转的日军军犬都只嗅得出面粉味。
“佐藤的黑色轿车刚从巷口过，司机往食肆这边瞥了三眼，副驾上还坐着个穿宪兵制服的人。”陈玄推门进来，灰中山装肩头沾着晨露，他刚从法租界圣玛利亚教堂回来，皮埃尔神父的马车暗格里，已经备好装零件的木箱。说话时，他指尖在晾衣绳上拨了拨，靛蓝布衫晃了晃，刚好挡住地窖门的缝隙——这是他们和民夫队约好的暗号，布衫垂到门把，就说明外围安全，能准备送物资了。
朱成碧点点头，转身进后厨。灶上鲥鱼汤沸着，她从鱼鳃下摸出蜡封的字条，是送鱼的老李塞的：“吴淞口加岗，内河船寅时开。”她凑近灶火烘字条，纸边卷起来，墨迹显露出“南京难民需药”的小字，看完便揉成碎屑混进灶灰。“伊万昨天托人带了消息，汉口机场的伊-16还缺五个火花塞，咱们藏的刚好够。”陈玄跟进后厨，从怀里掏出张揉皱的《申报》，边角墨点画着十字——地下交通员的暗号，代表“晋西北急缺磺胺”，“听说延安那边也在统筹药品，教员同志专门指示过，要优先保障前线重伤员。”
朱成碧正给葱油饼打包，油纸叠得方方正正，每张饼下都垫着片干桂花。她在油纸角落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宁”字，是给南京难民的念想，也是给晋西北战士的记号。“民夫队赵叔说，走内河到镇江再转陆路，得二十天才能到晋西北。”她把饼放进竹篮，又把三箱盘尼西林塞进独轮车暗格，“这些药，要是能赶上教员同志说的‘巩固晋西北防线’，就能少牺牲些人。”
陈玄检查着暗格锁扣，指尖压在锁芯上，用微弱的气息校准了锁舌——怕路上颠簸震开。“皮埃尔神父说，伍豪同志从武汉协调的这批药，就是按中央的部署转来的，教员同志在延安专门过问过晋西北的补给线，说‘敌后交通是抗战的生命线’，咱们这食肆，就是这条线上的一个点。”他摸出块黄铜怀表，表针指向七点，“再等半小时，赵叔就该来了，得赶在寅时的船之前把物资送出去。”
巷口传来独轮车的“吱呀”声时，佐藤的黑色轿车又晃了过来。朱成碧赶紧把竹篮藏进柜台下，陈玄则靠在门框上，手里把玩着怀表，看似悠闲，实则盯着车后座的佐藤。“朱桑，今天的桂花糖好了吗？”佐藤推门进来，目光扫过面粉袋，却没注意到最里面那袋的机油印——陈玄用气息引着光线绕开了。
“刚烤好，给美穗小姐留着呢。”朱成碧笑着递过纸包，趁机挡住佐藤看向后院的视线。陈玄则趁机走到柜台后，轻轻推了推竹篮，让它滑进地窖方向。等佐藤满意地离开，赵叔已经推着独轮车躲在后巷，车上盖着粗布，
“路上小心，遇到盘查就说送教会物资，教员同志在延安都惦记着晋西北的战士，咱们可不能出岔子。”朱成碧把字条塞进赵叔怀里，上面写着封锁线换班时间，“饼里的桂花能防潮，让前线的同志尝尝热乎的，就当是咱们响应中央的号召，尽份力。”陈玄帮着把箱子搬上车，又把怀表递给赵叔：“这表准，到岢岚就交给120师的同志，告诉他们，上海的地下党跟着中央的步调走，物资会一直送。”
赵叔点点头，挥起车把，独轮车在雾里慢慢远去，车辙印里，还沾着朝歌食肆门口的桂花碎屑。朱成碧站在巷口，望着车影消失的方向，手里攥着块没送出去的桂花糖——她想起陈玄说的，教员同志在延安号召“一切为了前线”，这糖、这药、这零件，都是在践行这句话。
晋西北·岢岚前线
二十天后的晋西北，黄土高原还没褪去残冬的凛冽，汾河沿岸的冰壳子在正午阳光下融出细碎的水痕，风卷着沙粒打在120师司令部的土窑洞上，发出“沙沙”的响声。窑洞不大，炕桌上摊着张泛黄的晋西北地形图，红铅笔圈出的五个黑点——岢岚、五寨、神池、宁武、偏关，正是日军此次五路“扫荡”的核心据点，墨迹边缘被反复摩挲，已经有些发毛。
贺师长刚从三井镇前线赶回，灰布军装的肩头沾着黄土，裤脚还挂着草屑，他进门时掀帘的动作带起一阵冷风，手里攥着的望远镜筒上凝着白霜。“关政委，”他把望远镜往炕桌上一放，声音带着战场特有的沙哑，“鬼子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一个大队，从神池往岢岚调了两门迫击炮，走的是汾河沿岸的土路，上午侦察兵看见马车辙印了，大概有二十辆马车，还带着重机枪。”
关政委正坐在炕沿整理电报，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滑到了鼻尖，他伸手推了推，指尖在一份标着“延安急电”的纸页上顿住：“刚收到教员同志从延安发来的指示，”他把电报递到贺师长面前，字迹遒劲有力，“‘晋西北是陕甘宁的东大门，必须打破日军五路扫荡，坚持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分散敌人兵力，保护群众，巩固根据地’——这正是咱们要做的。”
贺师长接过电报，指尖在“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几个字上反复摩挲，眼眶微微发热。自120师从陕北开赴晋西北，教员同志的每一份指示都像定海神针：从去年收复七城，到今年应对五路扫荡，始终强调“依托群众、灵活作战”。他俯身盯着地图，粗粝的手指在“岢岚”两个字上敲了敲：“岢岚城里是鬼子第11联队的一部，约三百人，装备比咱们好，但他们是孤军——城里就一口井，外围的补给线咱们已经掐断三天了，按教员同志说的‘困敌、疲敌’，再围两天，他们不突围也得渴死。”
“就是伤员这边顶不住。”关政委把另一份电报递过去，纸上的字迹是卫生队王医生的，笔画急促，“现在救护所里有四十六个重伤员，磺胺只剩三支，绷带都是用老百姓捐的粗布改的，有几个战士伤口化脓，已经开始发烧了。王医生说，再没药，可能要截肢。”
贺师长接过电报，指腹在“磺胺告急”几个字上蹭了蹭，眉头拧成了疙瘩。他刚要开口，窑洞门帘被轻轻掀开，通信员小李端着个粗瓷碗走进来，碗里是冒着热气的小米粥，粥面上飘着几粒咸菜。小李才十七岁，山西本地人，去年日军占了他家乡的榆次，他跟着逃难的老乡找到120师，成了通信员，跑起山路来比兔子还快，军装穿在身上晃荡，却总把腰带系得紧紧的。
“贺师长、关政委！好消息！”小李把碗放在炕边，从怀里掏出叠得整齐的两封电报，手指还沾着粥粒，“第一封是伍豪同志从武汉发的，说他协调的盘尼西林和苏联航空零件，通过上海地下党送过来了，今天就能到岚县！第二封是延安转来的，教员同志专门问了晋西北的伤员情况，说‘要想尽一切办法保障药品，战士们流血不能再流泪’，还让中央后勤部门加急调配了一批绷带，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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