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胜利到来（1/2）

民国三十四年的春，风里还带着残冬未散的冷意，却已裹着一股不同以往的躁动——那是冰层下暗流涌动的期待，是焦土上新芽破土的生机。朱成碧站在苏北根据地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田埂上弯腰忙碌的身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怀里叠得整齐的纸条。纸条是陈玄三天前从前线捎回来的，字迹比往常潦草，墨水洇开了几处，显然是在匆忙中写就，却透着股抑制不住的急切：“德国投降了，日军必乱，速将鲁南急需的电台零件送往前线，助总反攻。”

风从黄河故道吹来，带着点泥土的腥气，把纸条的边角吹得微微发卷。朱成碧想起三年前的上海十六铺码头，也是这样的春天，陈玄蹲在食肆后巷的仓库里，借着煤油灯的光打磨装粮的铁皮筒，铁皮屑落在地上，像碎掉的星光。那时他们连运一袋糙米都要躲着日军的铁探子，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江面时，连呼吸都要屏住；而现在，他们跟着根据地的运输队走在土路上，身边有八路军战士背着枪护送，路过村口时，总有穿打补丁棉袄的百姓递来热红薯，连扎羊角辫的孩子都知道，“送零件的叔叔阿姨是帮着打鬼子的”。

“朱同志，该走了！”运输队的老张在前面喊，他肩上扛着个半旧的木箱子，箱子上用红漆画着个十字——里面装的是要送往前线的急救包，“再晚赶不上渡口的船，鲁南那边的同志还等着零件修电台呢，耽误了反攻可不是小事！”

朱成碧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袋，快步跟上队伍。土路两旁的柳树已经发了新芽，嫩黄的枝条垂在解冻的河面上，偶尔有银灰色的小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落在裤脚上，凉丝丝的，却让人心里发暖。她想起去年冬天离开上海时，路易在洋行里跟她说的话：“太平洋上的美军已经逼近日本本土，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给日军最后一击。”当时她还半信半疑，总觉得胜利还很遥远，可现在才知道，历史的车轮转得比想象中更快——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传到根据地时，整个村子都放起了鞭炮，有的老人还对着北方磕头，说“苏联红军打得好，终于把希特勒这恶魔打垮了”。

运输队走了三天两夜，白天顶着风赶路，晚上就住在沿途的兵站或百姓家里。路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时，能看到断墙上还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有的百姓正在废墟上清理砖石，准备重建房屋，见了运输队，就热情地拉着他们进屋喝碗热粥。有个姓王的大爷，家里的房子被日军烧了，儿子跟着八路军打仗去了，他却笑着说：“房子烧了能再盖，儿子打鬼子是光荣事，等鬼子被打跑了，啥都有了。”

第四天清晨，他们终于到了鲁南前线的渡口。远远地，就听见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不是日军那种有气无力的冷炮，而是八路军反攻时密集又有力的迫击炮声，像闷雷滚过天际。陈玄就站在渡口的老槐树下等着，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脸上沾着点硝烟的黑灰，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看见朱成碧，他快步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背包，声音里带着点沙哑，却难掩激动：“你可来了！电台就差这几个零件，修好就能跟延安直接通话，明天攻打临沂的命令就靠它传下去了！”

他拉着朱成碧往前线指挥部走，路上的担架队不断从身边经过。有的伤员缠着渗血的绷带，却还在哼着《八路军军歌》，调子不太准，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有的医护人员手里端着刚煮好的汤药，小跑着跟在担架旁，嘴里念叨着“再坚持会儿，到了后方就能换药了”。指挥部设在一个废弃的小庙里，庙里的菩萨像被小心地移到了角落，腾出的空间里摆着张拼接的木板桌，桌上摊着张泛黄的军用地图，红笔圈出的日军据点密密麻麻，蓝笔标注的反攻路线像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腹地。

“你看这里，”陈玄指着地图上“临沂”两个字，指尖在上面轻轻敲了敲，“日军的主力都被调去东北守关东军了，这里只剩一个联队，装备差，士气也低，咱们明天一早发起进攻，争取中午就能拿下。”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份折叠的电报，“延安刚传来的消息，美军在新墨西哥州试爆了一种叫‘原子弹’的武器，威力大得很，据说能炸平一座城。延安的同志分析，美军很可能会在八月初把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土，到时候日军肯定撑不住。还有，苏联也在远东增兵了，看样子是要对关东军动手，咱们得趁这个机会，把山东的日军都赶出去，为全国总反攻铺路。”

朱成碧凑过去看电报，上面的字迹很小，却字字千钧。她想起1942年冬天，松井在上海食肆里跟他们说的“日军要跟德国夹击苏联”，那时的日军何等嚣张，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可现在，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缩在据点里，连粮食都要靠抢百姓的，连士兵的饭团里都掺了糠。她从背包里掏出个油纸袋，里面是路上用随身带的面粉烤的芝麻饼，还带着点余温：“路上怕你饿，烤了点饼，你跟指挥部的同志分着吃，明天打仗得有体力。”

陈玄接过油纸袋，小心翼翼地打开，芝麻的香气混着麦面的甜香瞬间散开。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眼眶突然有点发热——从上海十六铺的暗巷到鲁南前线的土坡，从偷偷摸摸运炒面到跟着部队参与反攻，这三年多的日子像一场漫长又艰难的梦，现在终于要迎来梦醒的时刻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攻打临沂的号角就吹响了。朱成碧跟着医护队在后方的临时救护所待命，能清晰地听见前方传来的枪声、爆炸声，还有战士们“冲啊”“杀啊”的呐喊声。太阳刚从东边的山头上探出头时，前方传来了捷报：临沂城破了，日军投降了！

她跟着医护队往城里跑，路上能看到举着红旗的八路军战士从身边跑过，有的战士胳膊受了伤，却还挥舞着手里的枪欢呼；有的百姓从家里跑出来，手里拿着鸡蛋、馒头，往战士们手里塞，嘴里喊着“谢谢你们，把鬼子赶跑了”。到了临沂城头，朱成碧看见陈玄正站在城楼上，跟几个战士一起把五星红旗升起来——那面红旗是用红布缝的，边角还有点歪，却在晨风中猎猎作响，比任何东西都要耀眼。

城门口的空地上，日军俘虏们低着头站成一排，手里的枪被整齐地扔在地上，有的俘虏还在小声啜泣，不知道是害怕被惩罚，还是后悔参与了这场战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俘虏面前，指着城墙上的弹坑，声音颤抖着说：“俺们临沂城，被你们炸得稀巴烂，俺的孙子就是被你们的飞机炸死的……可俺们中国人有骨气，没怕过你们！”周围的百姓也跟着附和，有的说“把他们关起来，让他们给俺们修房子”，有的说“只要他们真心悔改，以后别再打仗了，就饶了他们”。

朱成碧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她想起上海桥洞下蜷缩的难民，想起苏北渔村里帮着藏物资的渔民，想起路易洋行里那些为反法西斯胜利欢呼的洋人，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天，等着山河归位，等着炊烟再起，等着孩子们能在没有炮火的阳光下奔跑。

七月的鲁南，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正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连吹过的风都带着股热气。朱成碧和陈玄跟着运输队，把药品、武器和粮食送到各个反攻前线，足迹遍布了大半个山东。他们走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看到村民们在废墟上搭起简易的草屋，女人们在河边洗衣，男人们在田里耕种，孩子们在村口追逐打闹，虽然日子还苦，却有了生气；路过被破坏的铁路线时，能看到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在抢修铁轨，有的工人还是从前的铁路工人，说“等铁轨修好了，就能把山东的粮食运到东北前线，运到上海，让更多人能吃饱饭”。

一天傍晚，他们在一个叫“夏镇”的小镇上休整。镇子不大，却很热闹，街上有卖菜的、修鞋的，还有摆小摊卖针头线脑的，偶尔能看到穿军装的八路军战士走过，百姓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镇子的中心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挂着个大喇叭，每天都会播放新闻和革命歌曲。那天傍晚，喇叭里突然传来了英文新闻，虽然大多数人都听不懂，但从围着听的美军顾问兴奋的表情里，能看出是天大的好事。

后来才知道，美军在7月16日于新墨西哥州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威力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延安很快传来了详细消息：这种武器能瞬间摧毁一座城市，美军计划在八月初将其投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

“原子弹……”陈玄拿着延安发来的电报，眉头紧紧皱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电报边缘，“那得是多大的威力？日本的老百姓会不会……”

朱成碧也沉默了。他们恨日军的侵略，恨他们烧杀抢掠，恨他们让无数中国家庭家破人亡，可真到了要用这么残忍的武器时，心里却五味杂陈——那些日本百姓，尤其是孩子，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不该为军国主义者的罪行买单。运输队的老张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吐出的烟圈在空气里慢慢散开，他叹了口气说：“俺知道你们心软，可没办法啊，日军不投降，战争就结束不了，咱们前线的战士还在流血，还有多少家庭等着亲人回家？只有让日军彻底怕了，他们才会放下武器。”

朱成碧想起前几天在前线看到的场景：一个十八九岁的战士，腿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却还笑着说“俺没事，等伤好了还能打鬼子”；一个医护人员，为了救伤员，自己被流弹击中，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没上完的绷带。她知道，老张说得对，为了更多人的和平，有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

八月六日那天，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各个根据地——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夏镇的小广场上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这下日军该知道怕了”，有的说“希望他们赶紧投降，别再打了”，还有的老人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愿老天保佑，别再有更多人受苦了”。

朱成碧和陈玄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河水缓缓流过，水面上倒映着晚霞，红彤彤的，像血的颜色。陈玄突然说：“要是没有战争就好了，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在上海开你的食肆，我就帮你挑水、劈柴，咱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

朱成碧靠在他肩上，轻声说：“快了，胜利就快到了，到时候咱们回上海，把朝歌食肆重新开起来，还像以前一样，给难民们熬粥，给需要帮助的人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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